契丹公主攻略 大揭秘契丹公主

外交大溃败

就在金军刚到城下的那一天，正月初七，李纲率领军民守卫水门时，城内的宰相李邦彦和少宰张邦昌也没有闲着，他们准备派使节去见斡离不元帅，名义上是去犒军，实际上是打探消息。

他们选择了一个叫作郑望之的人，郑望之担任尚书驾部员外郎，正在去选马的路上，突然被人叫住。原来是兵部尚书路允迪派人来找他，让他到开国务会议的都堂去商议事情。

都堂里一片混乱，郑望之径直走到宰相李邦彦的办公室，发现除了李邦彦，其他的阁僚也在。当场，李邦彦任命郑望之为出使金军的大使，副使则由一位叫作高世则的人担任。

郑望之还想推辞，但众人不由分说将他们推上马，送到西面的开远门，把他们放在筐子里缒下城墙。城外，何灌的军队正在布阵，听说使者来了，立刻找了个嗓门大的，渡过护城河，对着金军阵营大喊，让对方也派人来谈判。

很快金军阵营里走出一个紫袍人、一个白袍人。紫袍自称太师，名叫吴孝民，是个北方汉人；白袍自称防御，是个金人。于是谈判在阵前进行了一夜。

原来斡离不也在等待着谈判的机会。自从宋徽宗刚退位时派李邺前往金军，在邯郸遇上斡离不之后，北宋再也没有派过其他使节。与西路的粘罕不同，斡离不在军事经验上不足，一路上还曾经犹豫是否要回师。幸运的是他碰上了郭药师，才在对方的劝说下一直来到了北宋首都。但到底能不能打下来，还是个未知数，一旦打不下来，孤军深入就可能遭受最严峻的惩罚。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逼迫北宋皇帝签一个新和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斡离不到达城外的第一天就派出了吴孝民使团，不想却正好和北宋的郑望之使团遇上。

吴孝民与郑望之谈判时，首先安慰对手，表示斡离不听说宋徽宗退位了，就已经做好要和平的打算，就当是双方做一场买卖，之后就各自回家。

经过郑望之询问，吴孝民说出了买卖的实质：北宋割让河北和山西，以黄河为界，并支付一定的犒军金帛。

郑望之答道这哪是买卖。他举了个例子：有人想卖一匹绢，要价三贯，买家愿意出两贯五六百文，卖家让再加一两百文，最后成交。这叫买卖。金军又要金帛，又要割地，却没有任何回报给北宋，这不叫买卖，叫强取。

双方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只好进城再谈。吴孝民等人住进城内接待外国使团的都亭驿，已经是四更天。

第二天，皇帝见到了吴孝民使团。吴孝民表达了金军的主张，并请求派使臣前往金军军营逐条谈判。李纲担心派去的人太软弱，立刻表示他愿意前往，但皇帝拒绝了，派遣了同知枢密院卿李棁担任正使，郑望之和高世则担任副使，与吴孝民一道前往金军营地。

临行前，皇帝嘱咐连连，又派人带了一万两黄金和酒果，吴孝民不断地催促启程，但上马时，已经日落多时，从开远门（万胜门）出去走了一两里就天黑了，到金军营地已经是一更多。斡离不短暂地接见了使者，使者跪地膝行到了他的面前。他只是不断地指责宋人败盟，没有谈正事就让使者先休息，第二天再说。

正月初九，谈判与战斗同时进行，李纲在战场上击退了金军，但使团却在谈判桌上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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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李纲想要亲自出使的意思是：他知道由于勤王军队没有来到，必须与金人谈判，但他希望使者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步，什么地方不要轻易让步。比如，上尊号、一次性赔偿、边民问题都可以让，但领土与岁币问题都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不能随便吐口。金人正处于虚张声势的讹诈期，如果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只会让他们更加看不起，在未来变本加厉，也不利于勤王军队到来之后的行动。

皇帝不让李纲出使也是有理由的，他认为李纲过于刚烈，担心他出事。但李纲又担心李棁过于软弱，会吃大亏。

皇帝与李棁等人谈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底线。在他所列的事目中，包括了如下的建议：第一，金国境内过来的人口一律返还金国；第二，金军撤兵；第三，不能以黄河为界，但可以考虑给金人一定的租税，也就是增加岁币，在与郑望之等人商量时，他认为可以增加三五百万（之前的规模是一百五十万，包括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而辽国时期的岁币是五十万），但在列事目时，他写的是最多可以增加七百万；第四，一次性的赏军钱银五百万两（岁银的二十五倍），绢五百万匹，金五十万两（与大臣商量时他提的也是三五百万银，事目上实际已经提高了很多，也已经接近他能够筹措的极限）。

事实证明，李纲的担心是正确的，李棁果然过于软弱了。

正月初九，金军参与谈判的是契丹人萧三宝奴、耶律忠和汉人张愿恭。双方引经据典，打了半天嘴仗。最后，萧三宝奴提出了要求：金军士兵不像宋军，平常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还采取部族制的做法，金国皇帝需要打仗，就从部族征兵，部族的兵都是义务的。但是，他们可以在战争中依靠合法地抢劫，来获得收入。如果要息兵，必须让所有的士兵获得一份犒赏，才有可能。

到底犒赏多少呢？萧三宝奴计算：粘罕的西路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斡离不的东路军三十万人，一共五十万人。每个人两锭银、一锭金才能打发。他们都听说汴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钱多得花不完，认为这点钱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换算一下就知道这个数目是多么庞大，五十万锭金、一百万锭银，换算成两则是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相当于岁银的二百五十倍），也就是宋钦宗设立上限的十倍。宋钦宗的上限，已经是能够搜刮的极限，提高十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作为副使的郑望之还敢与金人争论几句，而作为正使的李棁却唯唯诺诺，不敢说话，被金人嘲笑为女人。

当天，金人再派使节与郑望之、李棁等人回到汴京城内。他们带回来的要求有好有坏：第一，不再要求以黄河为界，改为只割河北、山西地区的三个镇——太原、中山、河间（当然，除了三镇，更北方的燕京地区已经被金军占领，也不会还给宋朝）。第二，宋钦宗许诺加岁币七百万贯，金军只要求加两百万贯（含之前宋金和约中规定的一百万贯，也就是此次增加的只是一百万贯）。第三，释放了一批燕山等地被俘的将领。这是金军让步的三个条目。但同时，第四，犒军物品却大大增加，除了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之外，还包括马牛骡各一万头，骆驼一千头，杂色表缎一百万匹，里绢一百万匹，书五监。第五，由于宋朝在以往的和约中信用不良，要求提供亲王作抵押，跟随金军过了黄河就放回，再要求提供一名宰相执政级（宰执）官员，等三镇交割完毕再放回。

正月初十，萧三宝奴等使节见到了宋钦宗，将书信交给皇帝。皇帝读罢，看了一眼身边的吴敏，问道：“如何？”吴敏回答：“事无可奈何，再商量吧。”

在除了李纲之外的宰执的要求下，宋钦宗答应了所有条件。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金人所要求的金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由于交割需要时间，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将金军要求的人质送往金军营地。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自告奋勇，愿意去金军大营做押，同时选派了少宰张邦昌作为宰执级别的官员做押。

在北宋君臣一丝不苟地执行金人的要求时，只有一个人质疑是否有必要这么做。李纲反对说，金人要的金银根本就没办法凑齐，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燕云地区后，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中原地区的门户，虽然叫三镇，但大小实际上已经是十几个郡，只要三镇丢失，就意味着整个河北、山西地区不可守了。一旦山西、河北丢失，整个中原就不复存在。割掉三镇，等于是间接地灭了国家。

这一点，那些宰相难道看不到吗？不是看不到，是不在乎了，他们只在乎这几天的危险，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先把眼前的事对付过去，没有一个人有更远的打算。

李纲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凑钱，割让三镇的诏书也不要着急发，先和金军拖延，不要留把柄。再拖个十几天，等勤王大军一到，不管是否凑齐，三镇是否割让，金军从自己的安危出发都会撤离。

但宋钦宗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只想快点摆脱出来。他也不让李纲辞职，但又只让李纲负责守城事务，更重要的和谈则交给了几位主和派的大臣。

正月十二，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等人在正午时分离开首都，前往金军大营。他们是去做人质的，赵构是亲王，张邦昌的少宰已经属于宰相级，符合金军的要求。随从有北宋使节李邺、高世则，他们持皇帝的新和约（誓书）前往。

康王作为人质期间表现得不卑不亢，金人对他也以礼相待，斡离不表示如同见到兄弟一般。

斡离不经验不够丰富，也不够凶狠，年轻且有些好色，当北宋几乎完全答应了他的条件，他也立刻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他对立刻能到手的财富更加看重，对所谓岁币倒不是那么在乎，于是决定将北宋的岁币减去一百万贯，恢复到出兵之前的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钱一百万贯。这相当于北宋岁币这一块就减去了，剩下的只是高额的一次性赔偿费用，以及割让三镇。

但这两条都不容易完成。

首先，在三镇交割上，皇帝催促中书省向山西、河北地区下令，由三镇的官员向金军交割，不得延误。李纲数次争辩，但皇帝和其他大臣一心想着让金军赶快撤离，希望尽快完成。

直到皇帝的誓书发出，李纲才确信无法挽回了。不过他最后还是留了一手，利用手中的军权，将发往三镇的交割命令扣下了。只要接不到命令，三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皇帝卖了，就会继续抵抗下去，只要抵抗，就有希望。

官家议和，百姓遭殃

宋钦宗与金国的东路军谈判时，金国的西路军还在围困太原，甚至越过太原南下，希望打通西线。

宋钦宗给西路军统帅粘罕写了信，请求他停止进军。皇帝派出使者宋彦通和郝抃，让他们带着给粘罕的信，首先前往斡离不的营地，请求斡离不派人跟随他们一同去往山西，把书信交给粘罕。

斡离不同意了，在信使往来间，又免去了北宋赔偿的一万头牛。作为回报，宋钦宗写信敦促太原守军不要抵抗。因此，虽然李纲按住了交割三镇的命令，但交割太原的诏令还是通过金人发出了，其余两镇被搁置了起来。

金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战争赔偿问题。虽然免去了一部分岁币和一万头牛，但剩下的还是要尽快交割。由于金人军队都是义务兵，需要靠北宋的赔偿作为工资，他们规定了高昂的军事费用，不说其他小项，最大的两项是金五百万两和银五千万两。

就在宋钦宗决定答应金人要求的当天（正月初十），皇帝先下了一道诏书，表示要卧薪尝胆，避正殿，减常膳，做出表率。接着第二封诏书就是针对官员和人民的了，皇帝表示为了凑够给金军的犒军钱，已经连宗庙里的器具都拿出来了，为此，王侯和官员也必须以皇帝为榜样，将家里的金银器皿交出来。如果仍然不够，就号召普通民众上交国家，帮助皇帝渡过难关。

第二封诏书还只是号召性的，第三封诏书就是强迫性和事务性的了，其中进行了详细规定，要求诸王的金银绢帛，各种内官（道官、乐官、伎术、五司）的金银，都必须尽快缴纳到元丰库。元丰库是平常放置帝国闲钱和杂钱的仓库，如果皇帝有一些非常性的项目，就从这里开支。其余的机构，包括各种宫观寺庙、负责皇帝吃喝的六尚局，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送到日常开支的左藏库。如果有隐藏或者转移的，都要受到相应的制裁。等两库的金银收集完成后，再一并转交给金军。

到这时，皇帝对人民还算客气。宫廷机构、内官上缴金银是强迫性的，而对人民只是号召性的，并没有强迫性质。

随着官方金银的上缴，宋钦宗立刻意识到他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关于这个错误有多大，在几天后的数据中会有反映，这里先设一个疑问。

当皇帝和官员的金银上缴后，宫廷第一次发出了强迫民间缴纳银两的诏书。诏书中表示，朝廷议和，只是为了让金军不烧杀掳掠，为此需要付出大笔的金银。在皇帝和官员上缴后，数额差距仍然较大，因此，皇帝权且“借用”京城内所有金银。城内持有金银的人，限于当日将金银缴纳入左藏库，如有隐瞒，朝廷可没收家产。人民可以互相告发，并获得告发财产的一半。

另外，卖官措施也出台了。在汉代，中国卖官鬻爵是一种皇帝增收的正常手段，但自从科举制成了主流，卖官已经逐渐退出了市场。但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皇帝不得不祭出了法宝，表示缴纳金银多的人，可以酌情安排成为官员。

正月十二，由于金银相差太多，宋钦宗开始定点定目标处理。首先进入目标的仍然是皇帝的内官，内官作为一个群体承担的额度是金一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由专人负责监管。

其次是对贪官开刀。宋钦宗继任后，一直对如何处理父亲留下的大批宠臣犹豫不决，找出各种理由敷衍，但在财政的压力下，终于不得不动手了。皇帝下令将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高俅、王宪、彭端、刘宗元等人抄家，将各家储藏的金银全部拿走，缴入元丰库。敢于隐藏的军法处置，勇于告发的获得一半财产。

在皇帝的政策下，从官府到民间都掀起了一波反腐热潮。这些官员当政时，人们不敢二话，但打死老虎的人却总是不乏其人。

除了内官和贪官之外，在社会上也有一些金银大户，他们也成了皇帝定点处理的目标。在汴京有着大量的声色场所，皇宫大内的东北角，就是妓女云集的鸡儿巷，皇帝在寝宫里甚至都能听见外面卖唱卖笑的嘈杂声。在整个汴京城还分布着几十处红灯区。红灯区的老鸨和头牌们都积攒了不少金银，因此也成了皇帝的目标。

在这些人中，最大的目标就是与宋徽宗传出绯闻（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杜撰）的李师师，其次则是数位同等规模的经营户。她们的财产也一并被抄收，充当了金人的犒军钱。

除了红灯区，另一个传统上的金银大户是金银匠群体，以及曾经为皇帝服务、得过赏赐的僧道医药群体，皇帝也下令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正月十五更是要求所有得过金玉赏赐的人都返还，不限于僧道医药群体）。

正月十七，由于担心民间缴纳不够踊跃，皇帝特别任命了一批踊跃缴纳金银的民间人士为官员。

经过了多日的搜刮，到了正月二十，缴纳的金银终于有了一个数目。到这一天为止，北宋政府总共得到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金人要求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也就是说，经过多日劳动，北宋大大小小官员和民间一共完成了黄金任务的百分之六、白银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四。

由于缺乏经济统计，也许在制定目标时，金军对于北宋首都有多少黄金根本没有概念，宋钦宗也不知道到底能获得多少黄金，双方达成的协议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好像一个人让邻居（他的家产只有十万）给他十亿，邻居居然毫不犹豫答应了，还签了保证书，但到最后自然执行不了。这怪谁呢？

宋钦宗和大臣们慌成一团。他们把这次失误怪罪于那些商谈和约的大臣，当初出使金军营地的是李棁和郑望之，于是两人成了替罪羊，被罢了官。但替罪羊可以找，事情还是要做，皇帝唯一能做的，是出台更加苛刻的搜刮令。

当民间的富裕团体被搜刮一空，剩下的就是普通民众了。正月二十，宋钦宗下诏，这篇“著名”的诏书首先描绘了民众凑不够金银的可悲下场：如果凑不够数，金兵必然攻城，将男人全都杀光，女人全都抓走，房子全都烧光，金银财物全都拿走。很难想象一个皇帝竟然会在自己的首都这样吓唬老百姓，这也说明皇帝实在没有办法了。

接着，皇帝提出要求，为了避免进入诏书中描绘的地狱场景，大家必须把金银全都贡献出来，如果有隐瞒，就抄家、惩罚；如果上缴，可以当官；如果告发，就获得财产的三分之一；如果知情不告，按照隐瞒一并处罚。

正月二十二，皇帝又想出一招：派出使节前往金营说明情况，由于金银数量不足，希望用其他宝物折纳，交给金军。但是前面的使节已经被罢官了，谁还敢步他们后尘？不得已，皇帝在时隔五天后，再次找来李棁、郑望之，让他们出使金军营地。

郑望之等人进了金军营地，两天后才被送到了牟驼冈。斡离不由于打球着了凉，不肯见他们，是王汭接待了他们。在和王汭的谈判中，郑望之提出金银是凑不够了，只能用宝物充数。王汭觉得可以，让北宋去准备各种宫廷宝贝。但这并不是来自斡离不的答复，只是王汭的个人决定。

斡离不虽然没有见宋使，但还是给了个回答，他并没有提是否可以用宝物折纳，但表示可以减少一定的犒军钱。减少量是：金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百万两减少到四百五十万两），银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千万两减少到四千九百五十万两），表缎和里绢一共减少十万匹（总数二百万匹减少到一百九十万匹）。

宋钦宗只能在一片模糊之中，一面搜刮民间金银，另一面准备宫廷财宝。

经过这一轮的催缴，皇帝终于又凑了金二十余万两、银二百余万两。到正月二十八时，一共搜刮到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表缎等四十余万匹。到这时，皇帝已经确定不可能再完成金银任务了，就只有依靠那些其他的宝物充数。在李纲的劝说下，皇帝也将搜刮金银的诏书撤了下来。

正月二十九，皇帝带领郑望之等人于宣和殿查看宝物。所有的珠玉都已经放在了笼匣中。作为“六贼”之一的梁师成还没有被赐死，留在皇帝的身边，举着一个螭龙玉杯感慨：“这一个玉杯工价就是几千缗！”皇帝回答：“这种东西不知有什么用，留不得了。”

二月初一，皇帝派遣李棁和郑望之押着宝贝前往金军营地。这些罕见的珠玉、犀角、象牙平时深藏于深宫之中，现在都被摆在了野地里。金军太师耶律忠前来交割。他们在野地里拿出账册，有人将珠宝一件一件抬过来，一一核对。

耶律忠询问每一件宝贝的价格。郑望之回答：“这都是无价之宝，没法估价。”

一位辽国降官提醒郑望之，价格是折纳金银的基础，现在就应该尽量往高里估价。于是郑望之尽量将价格估高，报告给金人。估价完毕，耶律忠回去与斡离不商量后，斡离不决定第二天接见北宋使节，并宣布新的优惠政策。

李棁和郑望之等人住了一晚，他们与在金军营地做人质的康王和张邦昌住在了一起。

但突然间，事情又起了重大变化：就在当天晚上，宋军突然向金军营地发动了袭击，这场袭击，也标志着宋营中的另一股力量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但他们的努力却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如果成功，将金人全歼于黄河南岸；如果失败，让皇帝的宝贝一去不复返的同时，宋金和约也毁于一旦。

但宋军的进攻将走向哪个结局呢？

第九章战争无厘头

主战派得势

就在宋钦宗拼命搜刮金银，试图满足金人要求时，各地勤王兵马陆续赶来。

正月十五之后，就已经有小股兵马来到汴京，每天到达万人以上。作为汴京城防主官的李纲每天都要派遣统制官召集队伍，划分营地，拨给粮草兵器。一方面文官敛财敛得精疲力竭，另一方面武将也忙忙碌碌地应付援军问题。

正月十六来了一支规模大一些的部队，统制官马忠从京西招募的士兵赶到了。他们在西城墙最南侧的顺天门（新郑门）外遇到了一支金军，将他们杀败。与此同时，北宋将军范琼也从京东方向过来，驻扎在了距离金军大营不远的地方。

在援军到来之前，金军四处掳掠，肆无忌惮。自从吃了马忠的败仗，才开始收敛一些，不敢单独行动了。

正月二十一，最重要的援军到了。这一日到了几位经历过战阵的将军：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以及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他们率领着西北地区泾原路、秦凤路的军队赶到。除此之外，陆续到来的还有鄜延路的张俊、韩时中，环庆路的汪洋、马迁，以及折彦质、折可求等。熙河路的姚古、秦凤路的种师中也在赶来。

援军兵马号称达到了二十万。这时的军事形势也就起了变化。金军主要驻扎在城西北方向的牟驼冈，而勤王军马大都也驻扎在城外，各个方位都有，最近的就在金军营寨的不远处。

大批兵马到来后，宋军首先面对的是指挥问题。之前的防御指挥权交给了城内的李纲，既然大部分军马在城外驻扎，那么到底如何统御这些人马，谁来负总责？

李纲的意思是，应该由原来的指挥机构，即他指挥的行营使来统一管理，种师道是将军中经验最丰富也最能打仗的，就让他当行营副使，掌管城外兵马。这样，一旦战争发生，决策和信息传递的顺序是：从皇帝到李纲，从李纲到种师道，从种师道再到城外其余将领。

但由于李纲升迁太快，宰执们大都不服他，于是皇帝与众位大臣商量过后，决定另立一个宣抚司，叫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司，所有城外兵马都交给这个宣抚司领导。由种师道担任宣抚使，姚平仲充任副手（都统制）。不仅新来的勤王军队由这个宣抚司领导，就连李纲在城外的部队也划归宣抚司统领。李纲曾经设立了前后左右中五军，其中前军和后军驻扎在城外的东面，这两军归属宣抚司节制之后，李纲的行营司所能指挥的就只有左中右三军而已。

这样的做法，好处是给了城外的宣抚司以足够的灵活性，但坏处是由于指挥权的不集中，在战争中容易出现混乱。事实上，李纲已经被架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城外宣抚司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各个将领时常各自为政，给指挥带来麻烦。

不谈指挥问题，援兵一到，首先展现的还是强大的震慑力。种师道决定对金军形成压迫态势，他将勤王军主要驻扎在城市东北面和西南面的两个军寨中，对位于西北的金军形成围堵之势。

由于两寨的修建，汴京的东南角成了最安全的角落。有了军队的保护，种师道命令将东城墙南侧的新宋门和南城墙东侧的陈州门打开，作为军事和民用的通道。从此首都不再是封闭的，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这是生活正常化的表现。

虽然皇帝已经祈求和平，但对金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种师道在后两天（正月二十三），立刻在板桥组织了一次战斗，将金军击败，并乘夜间焚毁了马监的东廓，接近了金军营地。这次战斗让金军更加忧心，西路军迟迟打不通通道，孤军深入的东路军如果坚持下去，会不会被宋军的勤王部队消灭？

显然，如果长期驻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冲突。李纲曾经估计金军不过六万人，而勤王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到最后，金军会淹没在宋军的人海战术之中。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见好就收，金军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赔偿，又签署了极其有利的和约，只要能够安全退回北方就是胜利。

从这时开始，金军对金银和宝物的移交越来越重视。

在北宋的朝廷内，随着勤王军队的到来，那些求和的大臣也在加紧行动。如果金军最终被勤王军击溃，就意味着他们主持的求和工作是错误的，这些大臣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众撕成碎片。只有让金军尽早离开，才能证明他们的求和是正确的，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北宋君臣也越来越配合金军的赔款移交工作。

于是产生了奇怪的一幕，一方面，军事将领们变得越来越高调，另一方面，北宋的搜刮工作也在加速，皇帝由于参与了求和，甚至眼都不眨就将祖宗传下的财宝尽数献出，换取金军赶快离开。当皇帝舍弃的东西越多，求和的大臣们越赞赏皇帝的大公无私。接下来皇帝更是将各种美食、珍禽、驯象送给金军，甚至女人都送过去为金军服务。在一封信里，斡离不甚至感谢皇帝送了百余个歌舞伎给他，并表示不忍心让这些人离开父母之邦，等用过后，离开时会还回来的。

但皇帝又和大臣不一样。江山是皇帝的，大臣永远只是职员，不管送什么，大臣都不会眨一下眼。可皇帝虽然接受了大臣的恭维，却会偷偷地心疼丢失了那么多珍宝和土地。

与此同时，金军犯了一个最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对于金银的渴求过于强烈，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皇子和帝姬（公主）的墓葬都刨开，把殉葬品洗劫一空。这终于触怒了皇帝，加上勤王军队给了他勇气，他变得偏向鹰派了。

主战派的看法也逐渐左右了皇帝。种师道一到京城，就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京城周长八十余里，金军怎么能围得住？城高数十丈，粮食可以支撑数年，哪能攻下来？只要城内扎寨，城外严兵据守，勤王之师都来了之后，几个月就让金军困顿了。到时候只要他退，就和他打，和议干什么？三镇和燕京都不用割让。

主和派的李邦彦反驳说，当初讲和不是因为没有兵吗？

种师道说，“战”和“守”是两种概念，“战”需要真正的士兵，但“守”就不一样了。京师有数百万老百姓，他们不能“战”，却可以参与“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兵，怎么说没有兵？

正月二十七是一个大雾天，这一天宋钦宗召集了李邦彦、吴敏、种师道、折彦质、李纲等人开会。李纲更是提出了完整的战略，他认为现在宋军与金军数量的比例已经是十比三。金军孤军深入，应该采取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办法，将黄河渡口等要道守住，再断绝敌人的粮道，用重兵把敌人围起来。宋军甚至不用主动出击，金军如果有游骑出来，就袭击一下，但如果他们大部队出来求战，宋军就坚壁不战。在都城坚壁不战时，宋军却可以分兵去收复河北地区丢失的土地，断绝金军的归路。等金军主力疲惫了，粮草殆尽，再逼迫金军将三镇和誓书归还，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北归。等他们渡黄河到中途时，再动用所有力量给予毁灭性打击。

李纲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由于还有两路兵马姚古和种师中没有到，决定再等一等他们。综合考虑，宋军决定选择一个吉日——二月初六——发起行动。

虽然大计已定，但到了二月初一晚上，突然一支宋军出现在了金军营地前。难道进攻提前了吗？这要从一位叫作姚平仲的将领说起。

劫营

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是北宋著名将领姚古的养子。从西北出发的姚古也响应了勤王号召，但由于路途遥远，当时还没有赶到。

姚平仲曾经跟随童贯参与了平定方腊叛乱的战争，他自认为功劳很大，却被童贯压制。这次到京后他又提起了当年的战功，宋钦宗对他刮目相看，屡次单独找他谈话，并许诺他一旦立功，立刻给予重重赏赐。

当众人定下二月初六发动进攻的策略，姚平仲却担心自己在众人的行动中显现不出来，如果能够提早单独行动，擒获了斡离不，那么他就成了稳定北宋的最大功臣。

姚平仲与步将杨可胜两人将想法告诉了宋钦宗，竟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于是他们议定，于二月初一夜间率先发动进攻。这件事不仅瞒着李纲，就连城外的指挥官种师道也并不知晓。

虽然指挥官不知晓，但民间却早就知道了。

劫营的日期是由一位术士楚天觉通过占卦决定的，占卦时消息就已经泄露。京城家家户户都知道皇帝要在二月初一打仗了。另外，皇帝还在开宝寺树立了三根大旗，上面写有御前报捷的字样，这是为了胜利后庆功准备的。外城北面的正门是封丘门，这里距离金军营地最近，门上提前搭建了皇帝驾临的阁楼，是为了检阅俘虏用的。这些准备让京城的人们充满了期待，人们纷纷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到了晚上，劫营开始，姚平仲和杨可胜率领七千兵马，向着六万金军的大营冲去。到了大寨，却发现寨子大半是空的。金军从寨外将宋军包围，于是劫营变成了突围。姚平仲比较幸运，突围而去，杨可胜却被俘了。

姚平仲劫营时，在金军做人质的康王、张邦昌，以及出使未回的李棁、郑望之等人正在寨子的某处睡觉，突然间外面人嘶马鸣，四处火起，有人来报宋军劫营。康王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到了，金人会将人质杀掉以报复宋军。

在旁边的郑望之反而劝说康王不要紧，不须恐慌。如果宋军赢了，金人不敢随便杀人质，如果宋军败了，康王作为人质已经半个多月，自然不可能知道劫营的事儿。康王听他说得有道理，才放心一些。

当天晚上，镇守城内的李纲正好有病，请假在行营司休息。到了半夜，皇帝的亲笔信突然到了，信里说，姚平仲已经起事，大功就要告成，请李纲率兵到封丘门策应。李纲吃惊的同时写了个札子，表示自己在生病，况且大家都在按照原定日期做准备，现在突然发生战斗，都措手不及，拿不出兵来。

不想短短一会儿，皇帝的传令官竟然来了三次，越来越急。李纲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带着他仅剩的三个军出城。此时，参与了劫营的范琼、王师古等人正在北门外被围困，李纲连忙加入战团，在幕天坡鏖战，击退了金军。当金军再次进攻时，他又用神臂弓将金军击退。

第二天早上，斡离不紧急召见康王等人质。在召见地放了数百面宋军旗帜，都是劫营者留下的，还有被俘的数十名宋军。张邦昌赶快声明，这可能是某一支勤王的军队，为了向皇帝邀功才这么做的，皇帝可能并不知情。

恰好，被俘的杨可胜在准备劫营时，与皇帝商量做了安排，他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信揣在身上，信上表示他瞒着皇帝出击是为了立大功，等胜利后请求皇帝给予封赏。如果他死了或者被俘，金人从他身上搜到信，会以为皇帝是不知情的。现在这封信与张邦昌的说法吻合，竟然真起到了作用。

康王和张邦昌摆脱了嫌疑，但出使的郑望之却没有这么容易了。斡离不接见他们后，将郑望之单独留下，送去了一位叫作“都统国主”的将领处。康王和张邦昌都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他了，纷纷向他告尘世最后一别。

郑望之跟随着向导在金军大营的营栅里穿梭，营地里的道路曲曲弯弯，直线距离十几里，曲线距离却走了六七十里。

郑望之到了都统的营地，穿过两边卫士的刀枪丛林，才见到了都统。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北宋求和，你是首来谈判之人，既然今天以兵相加，你也免不了一死。”他以为郑望之参与了劫营阴谋，强迫他将整个策划过程说出来。

郑望之竭力辩白，表示自己不会自寻死路，如果事先知道，又怎么会在劫营当天还留下？既然他没有参与阴谋，又能说出什么？

都统将郑望之留了一夜，第二天才放了回去。郑望之重新见到康王和张邦昌，才知道康王为他流了不少泪，以为他死了。即便在金军内部也传言，都统叫他过去不是善意。

击退了金军的进攻，李纲回到行营司，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罢官了。皇帝下令，将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职位罢免，甚至连行营司都撤销了。只是任命蔡懋担任守御的职位，接收李纲的军队。

怂恿皇帝罢免李纲的是宰相李邦彦。主和派将姚平仲全军覆没的消息带给皇帝，李邦彦乘机向皇帝表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说皇帝并不知情，是主战派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擅自行动。他甚至主张将李纲和种师道等人绑了送给金军。

皇帝也慌了神，虽然他否决了将李纲和种师道送给金人的提议，但还是罢免了李纲。

二月初三，李纲正要进崇政殿见皇帝，在殿门口听说自己被罢免了，于是来到浴室院等待自己的处罚。对李纲进行讯问的是他的后继者蔡懋。经过讯问，蔡懋才知道原来姚平仲并没有全军覆没，劫营的士兵一共损失了千把人，而李纲的救援部队损失更小，只有百余人。姚平仲本人也并没有死亡，而是突围后担心种师道治他偷偷行动的罪，所以溜走了。所谓全军覆没的消息是不准确的，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没有加以核实就相信了，匆匆做出了免职李纲的决定。

蔡懋把消息带给皇帝，皇帝也觉得是自己对不起李纲。毕竟皇帝对姚平仲劫营是知情、鼓励甚至参与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反而不知道。现在出了事，还必须由他们承担责任。

于是皇帝赏赐了李纲白银五百两、钱五十贯。能够赏赐这么多，在缺金少银的时代已属不易。按照皇帝的意思，先让李纲下野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金军一走再重新用他。

除了面对大臣的压力之外，宋钦宗要处理的还有金人的愤怒。

二月初三，出使金国的使者郑望之等人被放回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金国的使臣张恭礼，他带来了一封充斥着嘲笑口吻的信，信中故作不知情地谈到遭到一支情况不明的军队的袭击，这支军队气势汹汹前来，战败后又灰溜溜逃走，金军请求宋钦宗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钦宗接待金国使节之外，还会见了郑望之。他听了郑望之的叙述，不断地说“错了，错了”。

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就如何处理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种师道的意见，姚平仲劫营的确是错误的做法，但这个错不是选择了军事对抗，而是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行动。既然前面错了，金军以为宋钦宗会服软，那么继续进攻就成了另一种出其不意。再说姚平仲的损失也不大，宋军实力并没有被削弱，所以不如发动兵马对金开战，将他们打服再说。

而另一种意见，也是大多数主和派的意见，认为既然已经与金军讲和，花了这么大力气，就不好再反悔。不然，即便不说实力上，面子上也是过不去。

当金人使节质问时，宋钦宗一是磨不开面子，二是吓破了胆，立刻选择了和谈，他屈服了，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全力讲和。他回书承认了姚平仲事件，并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是姚平仲本人以及一些与他关系不错的宰执（暗指李纲）发动的，姚平仲已经逃走，宰执已经被免，事情过去了。

皇帝写好了回信，却发现找不到人当使者了。由于出了这么多事儿，担心去往金军营地遇到危险，北宋的大臣们都不愿意当使者。

此刻，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正在城外的汴河边带兵，由于勤王之师太多，有许多小分队无法安置，特别是东南来的兵。由于太上皇的干扰，东南兵没有大规模集结，只有一些小部队零零星星到来。宇文虚中出城集合了两万左右的东南兵。他听说朝廷有难，将军队交给别人带领，自己坐在筐里吊入城内，接受了前往金军营地出使的任务。

宇文虚中到达金军营地后，发现这里的气氛剑拔弩张，他在金兵的包围下坐了四个时辰才见到了康王等人，第二天才见到斡离不。他来回于宋金两营达三次之多，金人一定要北宋割让三镇才肯退兵，宇文虚中甚至痛哭流涕，都没有争回三镇。

在他最后一次出访金军营地时，除了携带常规文书之外，还带上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这些诏书曾经被李纲扣押，但由于李纲已经离职，没有人能阻止这些诏书发出了。当初李纲扣留它们，是希望等勤王大军到来后，逼迫金人同意不要交割三镇。现在勤王大军已经到达，但割让诏书和地图不仅无法扣下，反而更加轻易地送了出去。

到这时，意味着金军所有目标都已达成。他们需要三镇，现在已经拿到了割地诏书和地图；他们需要大量的赔偿，汴京城已经被搜刮一空，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财物了。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安全地撤离。

宋钦宗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害怕强大的金军，但金军却对宋军的勤王部队感到忌惮。如果继续驻扎下去，即便双方再有诚意和谈，宋金军队之间早晚还是会有冲突。只要金军失败一次，就可能再无翻身之地。姚平仲的劫营是给金军提了个醒，让他们意识到该离开了。

但问题是，即便要离开，也必须防范宋军的袭击。事实证明，康王和张邦昌并不足以让宋军放弃抵抗，需要有更大的抵押品，才能让宋军不敢行动。

在二月初五的回书中，金军元帅要求宋军更换抵押品。把康王和张邦昌领回，换成皇帝的亲叔叔越王，并在太宰李邦彦和枢密吴敏中选一人来抵押。李邦彦是最高文官，吴敏是最高武官，以前抵押的张邦昌只是少宰，显然级别还不够。金人认为，以越王和最高级别的官员作保，金军可以安然渡河回军，不至于被掩杀。

李邦彦是最大的主和派，如果他能被抵押出去，也算是得偿所愿。但就在斡离不写文书时，李邦彦还是宰相，当文书送达宋廷时，李邦彦已经不是宰相了。

群体事件

北宋朝廷本来已经焦头烂额，二月初五，汴京城内又发动了一场底层士大夫和民众的动乱，让宋钦宗更加手足无措。

这场动乱的原因是李纲被罢职。虽然种师道可能没有被罢职，但当时都城内的传言大都指种师道和李纲一块儿被罢免，主战派已经全部下台。

就在几天前，人们还盼着皇家军队打胜仗，但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加上之前皇帝对民间搜刮金银的做法已经引起了民愤，而劝说皇帝停止搜刮的恰巧是李纲，这给他积累了足够的口碑。

动乱的导火索是一名太学生的上书。这名太学生叫陈东，当初也是他不断地上书要求惩治“六贼”，导致宋徽宗的亲近大臣下台。陈东的做法很有宋朝士大夫的特点，由于宋朝皇帝不杀谏官，于是士人们对多大的官都没有敬畏之心，该骂就骂。从政治谱系上说，他们属于实务经验不足的年轻左派，在当权者看来，是找麻烦的，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理想主义又的确能够逼迫皇帝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避免社会彻底板结。

二月初五，陈东联合在京城的数百位学生来到了宣德门外，跪在地上，要求将一封信传给宋钦宗。信中的要点是：第一，他们把皇帝的大臣分成社稷之臣和社稷之贼两类，社稷之臣主要指的是李纲，而社稷之贼则包括了当时大部分宰辅，比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第二，指出一场小败说明不了什么。虽然败仗与李纲无关，但在当时的宣传下，大都认为是李纲的策略导致败仗，太学生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太学生已经意识到李纲是受人陷害，更何况，像童贯等人闯的惊天巨祸，皇帝都还没有完全追究，反而对李纲痛贬，这说不过去。第三，希望皇帝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等人，贬斥李邦彦等人。让李纲继续守卫京城，让种师道率兵进攻金军，获得完全的胜利。

太学生上书的消息惊动了京城，于是更多的人来到宣德门外。当天，在皇帝宫前已经聚集了数万人，他们鼓噪着不肯离开，表示除非见到李纲和种师道复职，否则不走。

群体事件正在进行中，大臣们散朝的时间到了。群臣从东华门恰好走到了群体事件现场，李邦彦也在内。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对着他大骂，直斥他的罪过，更有人冲上去脱掉了他的靴子。眼看自己就要挨揍，李邦彦吓得赶快逃走了。

皇帝命人将陈东等人的上书收进去，过了一会儿传来旨意，表示众人的话很好，一定会施行的。

既然皇帝答应了，有的人就准备散伙。但另外的人立刻意识到，政府的许诺除非当场办，否则一定做不到。他们鼓动大家留下，要亲眼见到李纲和种师道，确信他们已经复职了才走。一会儿，掌管军事的吴敏走了出来，告诉大家，李纲因为用兵失利，暂时罢免。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等金兵一走就立刻复职。

从朝廷的安排也看出来，宰执们已经倾向于不折不扣地接受金军的要求，先把金军糊弄走了再说。在金军走之前，李纲是不能复职的。

这种回答让众人不满意。天色渐晚，人们把开封府的登闻鼓也搬来了，放在东华门外不断地敲，鼓敲坏了，就用声音代替，山呼震地。

开封府尹王时雍是负责首都治安的官员，也来劝说太学生们，说他们这么做是胁迫天子。太学生回答，以忠义胁迫天子，比用奸佞胁迫不是好多了？

众人想揍王时雍，他只好也逃走了。

守卫宫殿的殿帅王宗濋只好向皇帝汇报，告诉他如果不听从民众的呼声，今天就要发生民变了。

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来了，太学生和民众拉住他不让走，除非他去向皇帝汇报给李纲复职。耿南仲只好答应下来，众人怕他说假话，便围住他，只给他留出一条路，就是进宫廷去的路。耿南仲见到皇帝，皇帝让他传旨召李纲来。

李纲在浴室院，一千多人前去迎接他。皇帝不得已，只好写诏书给李纲复职。

李纲还没有赶到，皇帝派遣了一位内官朱拱之前去宣谕。由于诏书还没有写好，就让朱拱之人先走，诏书随后送去。但朱拱之刚刚到民众前，有人立刻将他围住撕成了碎片，他成了民变的第一个受害者。

这时情况更乱了，有人已经大声喊“杀死内臣无罪”。于是人们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十几个人，将他们杀死，肝肠取出，脑袋砍掉挂在竿子上。到这时，民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一旦见了血，人们就会失去理智，事情也很难用和平方法收场了。

这时，李纲已经赶到了皇帝面前，向皇帝请罪。宋钦宗已经顾不上许多，连忙给他复职，担任尚书右丞，兼京西四壁守御使。李纲立刻前往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安抚民众，这才平息了一场民变。

李纲上台之后，立刻改变了前任（只在任了几天）蔡懋的做法。因为金军又在这个门附近集结，准备攻城器械，他当晚便睡在了西面的水门咸丰门上。城内虽然也有炮和床子弩，但蔡懋下令，谁敢开炮就惩罚谁，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李纲反其道而行，规定将士们自行决定开炮，只要打中就是重赏。

将士们的积极性一下子提了起来。第二天，金军来试探攻城，被将士们击退。

由于民变，除了对外不利，京城内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比如，那些在民变中杀死内官的并不是普通民众，本来就是当地的流氓头目，在社会混乱中，这些流氓变得更加猖獗，杀人、抢劫层出不穷。士兵们也不好好守城，反而借机报复平常对他们不好的官长，甚至杀死他们。军队纪律也不好，士兵偷拿老百姓东西，看哪个平民不顺眼就当奸细滥杀。这些罪行中有的是不可原谅的，有的却是乱世时期的自然表现，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迟早会酿成大祸。

李纲也毫不手软，以诛首恶的方法将社会上的流氓头子干掉，对军队的不法现象更加严厉，一旦发现立刻处理。在李纲的努力下，汴京的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金人撤离

李纲重新得势，宋钦宗的心情却是无可奈何。这是北宋建政以来第一次民间将权力从皇帝和大臣手中抽走，由民众决定谁来做官。皇帝此时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只想表现得软一点，将金人哄走，却又不得不任命一批主战派的大臣上台。

他的矛盾心情，在给斡离不的书信中反映得淋漓尽致。由于金国索要李邦彦和吴敏两人之一，皇帝二月初六回信时顺便发了牢骚，他说，昨天城中数万军民闹事，痛骂宰执，杀了好几个宦官。许多宰执都离职了，太宰李邦彦请求退休，门下侍郎赵野请假不来上班了，中书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都已经被罢免了执政的职位，枢密李纲贬到了大名府（这里他撒谎了）。现在大半官员都缺位，宰执之中只剩下枢密吴敏、新任左丞耿南仲、新任枢密宇文虚中，以及李棁四人还在任了。

一个皇帝对敌军将领承认民变，并将高官的任免和盘托出，这也可以看作宋钦宗一种别样的牢骚，表明这并非是他所愿，也表明他已经无计可施，请敌人原谅。

关于斡离不要求将宋钦宗的亲叔叔越王当作抵押品，宋钦宗表示这有违情理。他恳请用自己的同母弟弟肃王将康王替换回来。康王和皇帝虽然同父，却并非同母所生。肃王作为同母兄弟，显然与皇帝关系更加密切。但皇帝希望，肃王只送金军渡过黄河，一旦过河安全了，金军就遵守约定将他放回。

至此，金军的所有战略目的都已经达到，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大量的犒军钱，以及安全的回军通道。李纲和种师道虽然复职，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又不能否定，主战派的威慑是金军退军的必要条件。姚平仲劫营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加速了金军的撤离。之前的斡离不仍然慢条斯理地与北宋谈着条件，时不时免一点赔偿金作为恩惠。但劫营之后，斡离不已经不再纠缠于赔偿金了，北宋也没有交付给他更多的钱。二月份，斡离不最关注的是怎么安全地回去，因此人质问题成了最主要的谈判点。

姚平仲劫营八天后的二月初八，金军开始撤回。由于担心大军的安危，金军的撤离非常迅速，初八当日，斡离不写文书告别宋钦宗，二月初九便将康王送回，二月初十就已经拔营离开。原本以为他们在渡过黄河时会遇到困难，但金军早已做了准备——架好了浮桥，一天之内就渡河完毕了。

金军的离开也将宋军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激化。在主和派看来，金军离开是他们充分斡旋的结果，也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如果不是主和派坚持和平方针，也许汴京城就会血流成河，如果不是主战派从中作梗，事情还会顺利得多。

但在主战派看来，各地勤王军队已经二十多万人，这些军队只有少数人参与了一点点抗金作战，其余的人虽然满怀热情，却还没有动手，就听说皇帝选择了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认为，仅仅因为姚平仲的一次小小的失利，就彻底放弃武力解决，的确是太窝囊了。

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李纲，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人。比如，在燕京被俘的沈琯被金人放回之后，在二月初十见到李纲，立刻提出建议。由于他在金军大营里待过，对金军的实力知根知底，他说，金军不过只有五万人（比李纲预计的还低），能打仗的只有万把人，其中二太子斡离不营只有两千骑兵，郭药师的常胜军有三千骑兵，诸营的步兵也只有三万多人。这些人还并没有都过河，只有一多半的人在河南地区。总体上金军与宋军相差悬殊，完全应该立刻袭击金军。

李纲接纳了沈琯的提议，向皇帝报告。与此同时，种师道也要求在金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袭击。但他们的建议都被主和派给挡了回来。

李纲还不甘心，又拐弯抹角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在北宋初期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时，辽国侵入北宋的领土，虽然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但在辽军离开时，北宋仍然用大部队“护送”他们离境。在宋军的护送下，辽军走得特别快，也没有办法进行掠夺。李纲提出应该按照澶渊之盟时期的规矩，派大军将金军护送出境。这次他的提议终于得到了答复。

李纲得到了皇帝的许可令，立刻派兵十余万，分数路出击，他下的命令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只要各路将帅找到时机，就毫不犹豫地进攻金军。宋军急不可待地行动了，他们在邢州和洺州之间追上了敌人，双方相差只有二十余里。

就在宋军摩拳擦掌准备扑向敌人时，事情突然又出现了变化。原来，金军的西路军有消息了。

粘罕率领的西路军在前期势同破竹，但到了太原就被张孝纯阻挡住了，迟迟不能南下，使得金军的钳形攻势难以形成，只有东路军到了汴京城下，西路军一直无法配合。但到了正月十九，一位义胜军的首领刘嗣初却投降了金军，帮助金军夺取了太原以南的平阳府（现山西省临汾市）。粘罕决定绕过太原，先向南进军，攻陷了威胜军（现山西省沁县南），控制了重要关口南北关（现山西省灵石境内），进军并攻克了位于上党高原的隆德府（现山西省长治市），最后围攻了曾经发生过著名的长平之战的高平。一旦高平失陷，粘罕就可以冲过天井关关口，从山西高原下到黄河边的平原，有可能再次发动对汴京的攻击。

被吓破了胆的宋钦宗立刻下令将那些围堵东路军的宋军召回，让他们赶快想办法对付粘罕。

但事实上，宋钦宗并不用担心粘罕的进攻。由于粘罕并没有攻破太原，太原就如同在他背后的一枚钉子，只要粘罕继续孤军深入，太原就可以在后面打击他的后勤、辎重和援军，切断他的归路。

种师中还提到，其实并不用把军队召回到黄河边，而是从河北地区越过太行山，从侧翼包抄粘罕，将其包围起来进行全歼。

指挥对东路军追击的李纲也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就不会冒险，必然会自动撤退，根本不用管。

在众人的劝说下，宋钦宗终于决定不撤回追击东路军的宋军。但在这一来一回之间，金军已经走远了，宋军将士也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懒得继续卖命。

果然，不久之后，金军的西路军也撤退了。

皇帝任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扎在滑州；姚古为制置使，兵援太原；种师中为制置副使，驻军河北、山西之间，援助中山、河中地区。双方的对峙线回到了燕京以南的河北地区，以及太原以北的山西地区。

到这时，金军通过这次战争得到了太原以北的所有领土，以及河北地区的燕京地区。另外，二太子斡离不通过协议在名义上得到了太原、中山、河间三府。只是撤退时，这三个府还都掌握在北宋手中。如果北宋愿意遵守协议，就必须派人去把三镇交割给金军，这也意味着金国已经深入到河北平原和山西中部。

但是，既然金军已经撤退了，宋钦宗还真的愿意交割吗？到底是遵守和约，还是放弃和约准备战争，这位年轻的皇帝该怎么选择呢？

第三部汴京失陷

第十章再起波澜

太上回銮

金军虽然撤离，却给宋钦宗留下了三个问题。其中两个和人相关，一个和地相关。

和人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安全问题。肃王本来是替代康王前往金军营地做人质的，按照双方约定，一旦金军退兵，就会将肃王送回。

二月十二，当金军渡黄河时，皇帝派出使臣王俅前往金军营地迎接肃王，但考虑到当时情况危险，金军并没有答应。

金军在河北地区时，皇帝第二次试图要回肃王。但由于李纲、种师道等人坚持军事打击，斡离不更不敢将肃王放回。于是，肃王就成了靖康年间第一个被金军带走的亲王，再也没有回到中原故土。

肃王最初被扣押在燕京的悯忠寺，一年后，徽、钦二帝作为俘虏也开始了屈辱的北行，肃王在燕京加入了他们，被送到了五国城。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十月，肃王死在了五国城。

肃王北狩最大的受益者是康王。如果不是姚平仲劫营，很可能康王会作为人质被金军带走，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南宋高宗。在肃王怆然离去时，康王却接受了一系列的荣誉，就在二月初十金军退兵的当天，康王被封为太傅、静江奉宁军节度使、桂州牧兼郑州牧、康王。

肃王离开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需要回来，他就是宋徽宗。

金军来到时，满怀艺术天赋的宋徽宗躲到了南方。最初的恐慌驱散后，他将扬州作为自己的驻地安定下来。太上皇一到扬州，东南方立刻乱了套，援助汴京的勤王军大都来自西部，东南部的军队没有一支到达，其原因在于太上皇在扬州断掉了与首都的联系，截留了通往首都的租税，并阻止了东南的勤王之师。他的做派并不像一个退位的皇帝，竟有将北宋政权一分为二之势。

既然金军走了，按道理，他应该回来。但对宋徽宗来说却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儿子到底会怎样对待他？

在历史上，太上皇都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七岁）被文成文明太后逼迫退位，将皇位让给了他儿子元宏（孝文帝）。但由于年轻的太上皇不肯完全放弃权力，最后被太后毒杀了。唐太宗逼迫父亲唐高祖退位，因为他杀死了哥哥和弟弟，成了不二的接班人。唐高祖郁郁退位，度过了九年的孤独光景，但至少还是个善终。唐玄宗与宋徽宗的情况最像，都是在大敌当前时逃跑，将御敌的责任留给了儿子，唐玄宗退位后也脱离了社会中心，变成了寂寞老人。

宋徽宗意识到，回到首都汴京，等待他的一定不是鲜花和赞美，而是耻辱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他在是否回汴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他一天不回汴京，宋朝的权力中枢就会紊乱一天。首先，太上皇身边还跟着童贯、蔡京等大臣，如果太上皇不回来，皇帝甚至担心他会被这群人挟持在南方另立中央，北宋分裂成南北两部分。

其次，太上皇本人也不想回来，而是想到西京洛阳去，在那儿不受儿子的管制，可以继续自由自在，这也意味着北宋将分裂成东西两部分。

再次，哪怕太上皇回去，如果他不肯安分守己当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儿，总在背后对儿子的决策指指点点，那么北宋的朝廷同样是分裂的。

如何解决太上皇的问题，成了皇帝和大臣们关注的焦点。按照开封府尹聂昌的看法，不如带兵去把太上皇周围的奸臣都处理掉，太上皇就不能不回来了，这等于是强迫他回来。聂昌的提议被李纲阻止了。

李纲认为，给足太上皇面子，同时劝说他放弃权力，才是最优选项。于是，在北宋最需要加强防卫以免金人再来之时，作为主战派的李纲却首先被派去解决太上皇的问题。

李纲在与太上皇的商议中，提出让太上皇让出大内禁中，毕竟他已经不是皇帝，禁中是给现任皇帝居住的。但皇帝将皇家园林撷景园改为宁德宫，请太上皇居住。

为了让太上皇感到受尊重，皇帝还要时时请安，并允许太上皇和太后在必要的时候进入大内。

太上皇在李纲的劝说下，终于回到了京城，这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北宋的朝政不会走向分裂，而是统一在年轻的皇帝手中。人们有理由期待皇帝能够励精图治，重振宋朝的威望。

太上皇回銮后，对宠臣的清理也到了最后阶段。如果要让太上皇彻底交出权力，必须将蔡京、童贯等太上皇的身边人都处理干净。只有太上皇失去了这个圈子，才真正失去对政治的干预能力。

太上皇的宠臣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满足宋徽宗私欲和财政需要的能臣，比如蔡京在筹措帝国财政方面用尽了全力，而朱勔则负责替宋徽宗运送花石纲；第二类是那些倡导联合金国打击辽国的人，比如童贯一直是主战派，却由于打不了仗，变成了赎买派，也就是用金钱换取金军帮助，这一派人可以称为变质了的主战派。

在前期的运动中，失势的官员都已经被清理了，比如王黼、梁师成等人；但跟随宋徽宗去往南方的宠臣群体，包括蔡京、童贯、朱勔等人还没有清理，这次就轮到了他们。蔡京、童贯、朱勔都是在这时被处理掉的，他们或者在流放时死亡，或者被杀。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是最冤枉的，那就是首先倡议联金攻辽的赵良嗣。

赵良嗣于三月二十七被诛杀。本质上来说，如果宋军足够强大，那么赵良嗣的计策是可以成功的，北宋能够获得燕云十六州的控制权。但由于宋军过于软弱，作为使臣的赵良嗣只好一次又一次和金人周旋，才获得了燕京。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燕京的交割。

拿到燕京之后，如果宋军加强防御，也不至于再次丢失。赵良嗣曾经希望引退，不再参与政治，可是宋徽宗不同意，他只好留下来，不想风云突变，功臣瞬间变罪人。

斡离不退兵后，赵良嗣承受了无尽的谩骂，在铲除奸臣的声浪中被赐死。他还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留下了无尽的骂名。近千年来，替赵良嗣说话的人不多，但也有人质疑他不仅不应该被列入奸臣传，反而应该正名。

和约遭遇执行难

除了两个人事问题，最复杂的还是土地问题。直到金人离开，皇帝和大臣才意识到，他们为了赎买和平，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金钱上的代价是巨大的，一下子给予过多的战争赔偿，必然会导致下一场战争。金军士兵薪酬是掠夺制的，他们拿不到固定薪水，到底有多少收获，全看战场上抢多少东西，获得对方多少赔偿。宋钦宗付给二太子斡离不的赔偿让金人开了眼界，自然会让另一路元帅，也就是粘罕和他的西路军眼红不已。就算斡离不已经满足了，粘罕也必然会煽动另一场战争，来满足自己的军队对于财富的渴求。

既然另一场战争必然到来，那么决定胜负的关键，就要看北宋能否防御得住。

不幸的是，宋钦宗发现，如果要防止敌人的下一次进攻，就必然要占有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太原是山西的门户，粘罕之所以占领了更靠南的隆德府和平阳府，却又不得不退回北方，就是因为太原还在宋军手里，可以随时袭击金军的后续部队。河间是东路上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而中山位于河北与山西之间，是沟通两地的要道，一旦中山丢失，也意味着金军的东西两路军可以方便地沟通协调，形成策应，到时就不像前一次那样东路军孤军冒进了。

宋钦宗虽然向金军许诺了三镇，但金军却遭遇了典型的执行难问题。皇帝的割地使到了三镇，请求他们配合交割，但三镇不仅不执行，反而加紧了抵抗。

比如中山、河间两镇，当斡离不回师时经过这两个地方，被抵押的肃王，以及割地使张邦昌等人亲自到城下宣读皇帝的诏书，请求他们遵守法令，但都被城上的士兵拒绝了，甚至他们用弓箭石块将说客逐回。

金兵离开后，宋钦宗身边的大臣们也纷纷劝说他不要遵守条约。因为只要执行条约，就是宣判北宋王朝的死期将近；不执行，大不了是拼个你死我活。相比较而言，还是不执行更有好处。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祖师爷杨时就上书表示，三镇“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这样的三镇必须固守，不可丢弃。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说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说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答应了根本无法执行的条件，现在只好反悔了。

就在金军撤离不久的二月二十五，皇帝派遣工部尚书王云等人出使金军，就提出了另外的建议：希望金军允许北宋保留三镇，但同时，北宋增加一定的岁币，作为三镇的租税交给金国。

这件事金国没有回复。于是，北宋官员开始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既然要违约，就必须首先证明是金人先违约的。斡离不回军时曾经在磁州、相州、大名一带掳掠，杨时认为金军没有和平撤离就是违约，他建议皇帝以此为借口不执行协议。杨时还认定，金军最初答应（是否答应是有疑问的）到黄河就释放肃王，但迟迟未放，也是违约。

另外，皇帝还可以在西路军找借口。由于金军的两路存在协调问题，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还在南下占领隆德、平阳等地，这也是违约。

如果仔细琢磨这些借口，不得不说，宋钦宗如果以此为借口，的确是有问题的。关于释放肃王问题，金军从来没有答应到黄河就释放他，只是宋廷的一厢情愿罢了；金军在河北的掳掠是战争中无法避免的混乱，即便统帅想制止，也无法完全避免；西路军南下更多是古代通信的时间差问题。粘罕向南进军时，并不知道协议已经签署，也就无法停止进军。当然，如果说金军将协议执行得不折不扣，也不确切。

如果宋金双方能相互谅解，这一切都不是大事。可一旦有一方不准备谅解，而是寻找机会推翻协议，那么利用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就成了唯一的途径。

三月十六，皇帝向三镇下发抵抗的诏书，他宣布由于金军首先摈弃盟约，宋军不得不抵抗。皇帝采取主战派的主张，首先罢黜那些参与了和谈的官员，在本书中一度占据了主要舞台的李邦彦、李棁、李邺、郑望之等人同时丢了官，与赵良嗣的区别只是他们没有被杀掉。可见，在宋朝从事外交工作也是危险的职业。

皇帝派遣种师道、姚古和种师中三员大将去支援三镇。这一次他显得信心十足，表示“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

宋朝皇帝前后不同的态度首先给粘罕的西路军带来了混乱。粘罕占据了隆德、平阳，但无法拿下太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收到宋金议和的消息，协议中包括割让太原，宋朝甚至派来了一个叫作路允迪的割地使。粘罕意识到这次进攻不可能更进一步了，捞到太原也不错，于是下令退军，北归去接收太原。

到了太原城下，路允迪帮助金军招降太原，但太原守将却表示，他们收到了皇帝的最新诏书，与路允迪的说法恰恰相反，诏书不仅不是让他们交割太原，反而是要求更加坚决地抵抗。粘罕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一面命人继续围攻太原，一面率军北上休整。

四月，一个更好的机会似乎出现在了宋钦宗面前。这个机会是由一个金人的使团带来的。

由于北宋不想交割三镇，金国派遣了一个使团，由萧仲恭与赵伦带队前往宋廷，催促交割事宜。但宋钦宗并不想交割，将使团留置了下来，不放回金国了。

使团的首领萧仲恭是一位辽国的降将，与辽国另一员大将耶律余睹很熟悉。耶律余睹在金军中担任监军，是非常重要的武职官员。北宋的接待使了解到，萧仲恭似乎对金国并不满意，经过交谈，更进一步知道耶律余睹也过得不顺心，这两人对金国并没有太多忠心。

经过与萧仲恭等人的商讨，宋钦宗决定不再扣押萧仲恭，放他回去。皇帝亲笔在黄绢上写了一封信，封在蜡丸中，交给萧仲恭让他转交给耶律余睹，招降他反对金国。皇帝暗地将山西许诺给耶律余睹，只要他反金，他可以在山西建立一个与北宋友好的世袭政权，相当于宋金之间的一个屏障。

北宋君臣满怀期待地将萧仲恭等人送走，等待耶律余睹的答复。如果这两个人决定反对金国，那么山西一带的压力就会降下来，北宋可以对付河北一带的金兵。

宋钦宗没有想到，他犯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错误。宋徽宗曾经试图招降辽国天祚帝，被金军截获了他的圣旨，成了金国攻宋的一个好借口，这已经是很大的教训。到了儿子宋钦宗，又试图招降耶律余睹，还同样留下了文字把柄。

在这之前，宋钦宗一直在金人面前与父亲撇清关系，表示以前的错误都是老皇帝犯的，老皇帝已经退位，新皇帝不应该承担以前的责任。但这件事之后，金人已经明白这父子两人秉性是多么相似，就连做事的风格都一样。

萧仲恭并没有想投靠北宋，他之所以答应，只是因为北宋不让他回去，他需要找个策略离开。耶律余睹更没有谋反的意图，他甚至不知道北宋皇帝会给他写信。于是两人共同将宋钦宗的蜡丸绢书上交给了金人。从这时开始，金军基本上放弃了对北宋的指望，开始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宋金之间的对决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逼近了。

老将离去

既然宋钦宗也准备依靠军事解决，除了招降耶律余睹之外，在自身军事准备上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四月时，针对金军可能再次南下的形势，李纲向皇帝上书提出了八项建议。这八项建议都是针对北方战备的，分别是：

第一，唐代藩镇虽然导致了安史之乱和后期的地方割据，但由于北宋的最大问题是指挥权不统一，军队战斗力不强，因此可以考虑在北方边境地区建立一批藩镇，让藩镇负责带兵，并征集军粮，给予世袭的权力，保卫边疆。

第二，王安石时代建立了保甲制度来训练民兵，但后来保甲制度时废时兴，名存实亡，作为非常时期，应该考虑恢复保甲制度，利用人民对家乡的忠贞来保卫国土。

第三，战争中以军队最为重要，军队中又以战马最为重要，由于金军几乎将马匹都掳掠一空，因此，养马乃当务之急，需要政策扶持和指导。

第四，河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池塘沼泽遍布，但到了北宋时期，由于人们开荒种地，将河北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华北平原。没有池塘沼泽，河北就彻底丧失了防御手段，因此，需要恢复一定的池塘沼泽，以备军事防御之需。

第五，河北、山西的城池坏了很多，需要大修。

第六，免除战乱区的租税，尽快恢复生产。

第七，尽快想办法吸引商贩，用市场经济的做法解决河北、山西地区的粮草问题。

第八，之前朝廷筹措军费，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盐税和盐钞，北方地区的盐主要出自山西解州的解池，但宋徽宗初年解池被水冲了，朝廷规定从南方海边运盐代替解盐，从此北方军费受到了影响，现在应该恢复从解州供盐的制度，不要让南方盐运到北方来。

这些措施有的是军事的，有的是经济的，但整体上都是为了战争服务。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条都是非常必要的措施，第一、第八条虽然看上去会让现代人产生抵触，但仍然是很必要的，第四条工程太大，恐怕很难实行。

宋钦宗表面上答应了大部分改革，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全都搁置了，没有对战争产生任何的帮助。

五月，对宋军的打击来到了。金军退师后，宋军在河北、山西地带的防御主要依靠三个人，分别是种师道、种师中与姚古。五月初七，由于种师道过于年迈，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在三位战将中，种师道经验最丰富，他的离职让宋军少了一员统帅级的人物。

剩下两员将领中，姚古负责山西地区的防务，粘罕退军后，姚古收复了太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宋军想要解围太原，却屡屡无法成功。

金军对于太原的封锁做得很好。太原虽然在张孝纯等人的坚守下固若金汤，但金军在城外却筑起了障碍，将整个城池困在了中央，彻底断绝了城内与城外的联系。在金军围困汴京时，虽然汴京防御力量不足，却一直是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金军在汴京城外的西北角，外界的物资和人员却利用东南角的城门进出。与汴京不同，太原完全和外界断绝了联系，物资彻底中断，粮草匮乏到了极点，这逼迫着宋军必须赶快援救太原。

姚古从太原的西南方出发，去解救太原危机，没有成功。宋军不得不考虑利用种师中在河北的军队。种师中率军护送斡离不离境之后，大军停留在河北地区的大名府附近，皇帝给他的新任务是从河北穿越太行山的井陉关进入山西境内，从东南方进军，与姚古的部队形成钳形攻势，夹攻太原外的金军，将他们赶走。

种师中穿越井陉后，到达了平定军（现山西省平定县），接着又克复了寿阳县（现山西省寿阳县）、榆次县（现山西省晋中市），距离太原已经是咫尺之遥了。

但种师中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选择了占领这些据点的同时，继续以太行山以东的真定（现河北省正定县）为基地驻扎。

种师中不急于进攻，北宋朝廷却等不及了。恰好这时，传来情报说金军大部队已经回北方度夏，只有一些散兵负责畜牧养马。按照宋代的指挥制度，虽然种师中与姚古都是一方大将，但制定战争决策的机构却是汴京的枢密院。当时负责枢密院的是知枢密院事许翰，他是个爱纸上谈兵的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逼着种师中与姚古赶快进攻，如果不进攻，就治他们“逗挠”（怯阵不敢作战）之罪。

“逗挠”之罪在军事上是严重的罪行，甚至可以判处死刑。种师中本来是希望稳扎稳打，既然已经接近了太原，就不妨停一停，制定一个更加可行的计划再上阵。否则不仅无法打败金军解放太原，反而连已经获得的城池都可能丢失。但在许翰的逼迫下，他不得不感慨着率兵前进。

按照许翰的策划，除了种师中一道，姚古也要从西路进军，形成夹击。由于夹击讲求速度和时间，种师中不能带太多的辎重，尽量轻装向太原前进。

种师中先到了寿阳县境内一个叫作石坑的地方，遭到了金将完颜活女的袭击。事实证明，金军主力北归的消息是错误的，他们留了足够的人马在南方，只是隐藏了起来，好吸引宋军进攻，进行伏击。

种师中与完颜活女打了五仗，其中赢了三场，败了两场。他突破了金军，继续经过榆次来到了距离太原只有百里之遥的杀熊岭。

按照军事规划，当种师中来到榆次时，姚古也应该率领军队来到太原附近，双方建立联系后共同进攻太原。但姚古手下有一位叫作焦安杰的统制，宣称粘罕从北方回来了，进攻太原已经不可能了。听到这个消息，姚古选择了按兵不动，因此并没有与种师中合兵。到这时，就只剩下种师中孤军奋战了。

更麻烦的是，出于速度的需要，种师中并没有携带足够的粮草，队内已经发生了饥荒，每天每人只能分得一勺豆子，这样持续了三天。五月十二，金军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展开了进攻。

金军首先进攻种师中右军，将其击溃，前军也跟着逃走。种师中率领中军奋战，用神臂弓将敌人击退。到这时，种师中还能稳住阵脚。

北宋的军队有一个习俗，打仗时为了让士兵卖命，必须当场给予丰厚的赏赐。弓箭手击退金军后，向种师中要赏赐。但库吏却告诉种师中，由于轻装上阵，没有带奖励士兵的物品，数来数去，只有十几个银碗，显然不够用的。战士们听说这个消息，意识到宋军已经既无粮草，也无财富，继续打下去除了死亡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纷纷逃走，将种师中抛弃了。

战斗打了一上午，最后只有百人左右的团队跟随着种师中，直到战死。在死前，还有人劝说他突围而去，但他拒绝了，力战而死，时年六十八岁。

种师中死后，金军继续进攻姚古的部队，将姚古击回了隆德府。

这场战役以北宋损失一员大将、太原解围失败告终。当失败的消息传回京都，汴京的官员虽然无力帮助前线打仗，在追责上却无比用力。瞎指挥的许翰被免了职，谎报军情的统制焦安杰也被李纲砍了头。

作为山西一路统帅的姚古也承担责任，被免去了军职，送往广州安置。到此为止，原本防卫北方边界的三员大将最终以种师道辞职、种师中战死、姚古免职为结局。最有战争经验的三员大将都因为指挥系统的紊乱而去职，将防卫北方的重任留给了更加没有经验的人。

最无力的主战派

种师道、种师中、姚古之后，在首都，主和派突然间又成了主流。此刻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叫作耿南仲的大臣。他表示老将死的死退的退，朝廷已经没有能打仗的将军了，劝说皇帝交割三镇才是上策。

此时首都主战派的领袖是李纲。李纲是个典型的文臣，只是在汴京保卫战时期依靠满腔热血临时担任了指挥角色。按照他的本意，知道自己不善于带兵，一旦军人接手防务，自己就退出武职。

但耿南仲等人对皇帝的喋喋不休让李纲义愤填膺，他争论说三镇不能交割，必须守住。不想耿南仲立刻做了个顺水人情，请李纲担任武职，去北方帮助皇帝守住三镇。

宋钦宗也在为没有人能打仗感到发愁，听了耿南仲的建议，立刻下令，任命李纲担任两河宣抚使，接替种师道的角色；同时任命刘韐作为李纲的副手，接替种师中的角色；解潜担任制置副使，代替姚古的角色。

防卫北方的三驾马车换成了李纲、刘韐和解潜。后两者都是有战功的武将，只有李纲是个文臣。

李纲知道自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政治对手要将他清洗出京都的策略，所以才想出这样的办法。在争辩无果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上任。

他上任时，宋军已经越来越混乱。种师道时期，由于老将军是武职出身，还有足够的威信保持军队的稳定。李纲作为文人在首都有很高的威望，但在军队中却说不上话。更复杂的是，宋钦宗曾经信誓旦旦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但种师中死后，皇帝在耿南仲等主和集团的劝说下，又没有那么坚决了。他让李纲上任，并不是信任李纲，而是让李纲尝试最后一次武力保卫三镇，如果还不行，就要彻底倒向主和派了。

朝廷中的主和派虽然暂时不敢完全反对武力，却三心二意，出工不出力。全军上下都知道朝廷的情况，对李纲等人更是阳奉阴违，使得军队指挥彻底失控了。

这一切，就注定了李纲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任务就是战败并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战败会被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主和派屡屡提及，成为必须寻求和平的证据。

但在七月初，皇帝还没有最终倒向主和派，还在尝试着采取强硬主张。一方面，他继续清理宋徽宗身边的大臣（蔡京、童贯等人都是在这个月死亡），另一方面，分别遣使前往金国皇帝、左副元帅粘罕（两次）、右副元帅斡离不处，坚决要求用租税代替割地，请求免于割让三镇。

在战争准备方面，李纲进行得并不顺利。皇帝让他担任宣抚使，是想让他完成两个任务：第一，解太原之围；第二，守住北方防线。皇帝的目标明确，可是又给了李纲多少资源呢？

首先，在李纲没有离开汴京时，皇帝给他招募了两万兵，但由于金人已经将马匹掳掠殆尽，士兵没有马可以骑。李纲请求皇帝从民众手中买马，估计可以搞到几千匹，但刚发出文告，开封府就以骚扰民间为由请求终止了。

李纲将两万人分成五支军队，每军四千人，恰好河北发生了叛乱，于是派左军去镇压。右军又拨给了副使刘韐，给李纲剩下的只有一万两千人。出征前，李纲请求银、绢、钱各百万作为军费，朝廷最后总共只给了二十万。

原本定在六月二十二出发，但由于事情过于仓促，李纲请求延期。这被当作他害怕了的表现，于是，他只好仓促于六月二十五出发。出发前皇帝倒是做足了功课，在紫宸殿和琼林苑分别赐宴，期待这支一万两千人的兵马凯旋。

七月初，李纲来到了河阳。河阳是连接山西和洛阳的黄河渡口，也是西路防卫的最关键地点之一。他在河阳停留了十余日，为的是训练士兵，让这支仓促组建的队伍有战斗能力。另外，由于宋军军纪败坏，有逃跑的，有抢劫的，有偷窃的，李纲都采取严格的军法加以惩戒，从而提高了士气。

接着他进入怀州。怀州夹在太行山和黄河之间，战略地位更是无可置疑。在怀州，李纲要解决的是缺马问题。对于古代军队来说，再高的士气也无法代替马匹。这时有一个人叫张行忠，他提议说，整个国家都没有马了，但还有另一个办法：人怕马，但马怕车。他设计了一种战车来对抗金军的骑兵。每一辆车由二十五人操控，配备有弓弩、刺枪和盾牌，组成车阵可以抵御马匹的冲击。李纲非常感兴趣，叫人造了千余辆车，在怀州练兵。

李纲造车之举是值得商榷的事件，这说明他知道宋军的弱点在哪里，也想去解决，但他的做法是否能解决，却没有结论。在大敌当前时，大规模推广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笨重器械，并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方法。

李纲造车的行为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满，宋钦宗想要的是尽快解太原之围，而李纲反而在后方迟迟不进。皇帝下诏将招募的士兵全部解散了。也就是说，李纲花费的所有心血都归于流水。失去这支一万两千人的小军队后，他成了一个没有兵的统帅，实际上被架空了。

接着皇帝开始越级指挥，他不断地催促各地的将领集结，一同去解太原之围。这些将领包括：宣抚副使刘韐，制置宣抚副使解潜，查访使张灏（太原守将张孝纯的儿子），勾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他们制定计划，于七月二十七从各路进军，其中刘韐、王渊负责平定军和辽州（现山西省左权县）两路，解潜和折彦质负责威胜军一路，张灏、折可求负责汾州（现山西省汾阳市）一路，范琼屯南北关。

皇帝的思路还是和上一次种师中、姚古联军一样，希望从不同方向同时进攻，压迫敌人直至太原城下。上一次种师中虽然到了，姚古却没有赶到，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指挥权的不统一，两路军是并列关系，互不隶属，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统帅。这一次，宋钦宗自认为能够担当这个统帅，但由于距离遥远，所有的将领都听从皇帝的，就意味着所有的将领都自行其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出师之后，刘韐最先遇敌，被金人击溃。解潜是最积极的，他从山西南部向北到达南北关，与金军相遇，双方大战了四天，不分胜负。但由于其他所率部队各路都没有跟上，无法牵制金军，金军得以调来援军。解潜由于没有后援部队，所率部队最终崩溃了。

作为名义主帅的李纲由于没有兵，也没有指挥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军失败。

八月份，张灏、张思正、折可求等与金人轮番相遇，发生战斗，均以失败告终。当宋军战败的消息传来，位于山西的威胜军、隆德府、汾州、晋州、泽州（现山西省晋城市）、绛州的老百姓纷纷开始逃亡，他们不再信任宋军的保护，担心金人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和人民都割走，于是渡过了黄河，向南方撤离。

这一系列失败也成了皇帝再次转向的节点，从这时开始，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军事行动却又搁置了下来，皇帝下令不得轻易进兵，从湖南来的援军也被按下。

由于李纲无法指挥战争，他再次被免职，皇帝强迫已经退休的种师道出山接替他。

李纲走上了他漫漫的贬职之路。他先是被封为扬州知州，但随后又被安置到了建昌郡（现江西省南城县），还没有走到地方，又被发配到了更远的宁江（现重庆市奉节县）。当“靖康之耻”最后结局来临之时，他已经脱离了舞台的中央，无法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了。

李纲是有一定优势的，他擅于鼓动士气，并有着坚决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肯和金军妥协。他在第一次汴京围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个作用又存在着一定的夸大。事实上，他只率军抵抗了两天，宋钦宗就和金军讲和了，并做出了无法挽回的巨大让步。李纲既没有机会继续与金军作战，也没有机会阻止皇帝让步。后期等种师道等勤王军到来后，李纲就被边缘化了，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

李纲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但在军人中间却一直被看成是外来的生手。在宋代的军事体制下，李纲不可能找到施展的舞台。更何况他坚决主战的态度也让许多主和派看不惯，于是，主和派和军人集团都不喜欢他，集体排斥他。他的离开是必然的，即便留下也会毫无作为。

接替李纲的种师道虽然是名将，但等他上任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老“光杆司令”没有带一兵一卒前往河阳。在那儿，他碰到了金国使节王汭。他从使节的言辞判断，金军又要进攻了，于是立即上奏皇帝。此时北方的军队已经指望不上了，形势比前一年还要严峻，种师道上书请求皇帝移驾长安。长安位于关中的四塞之地，又是种师道的根据地，金军很难进攻那儿。当汴京没有了皇帝，反而更加容易保卫。

但他的建议被斥为逃跑主义，没有被采纳。十月初，病重的种师道交出了兵权，由刘韐代替，刘韐还没有出发，又换成了范讷。在这一系列的换人过程中，老将军种师道撒手人寰，他享受了皇帝给予的最后哀荣，也不用再为风雨飘摇的北宋皇朝送葬了……

第十一章战端重启

太原失陷

宋钦宗还在为战和问题而感到头疼时，金人已经帮他做出了选择。由于皇帝不肯割让三镇，加之试图招降耶律余睹，被金人认定是比他父亲更加顽固的皇帝，且言而无信，和约对他如同废纸。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十四，金国两路元帅共同发出了问罪书，随即兵分两路，向南方进攻。

此时的金国军事组织架构已经有了调整。在第一次进攻中，由于缺乏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两路元帅各自为政，缺乏沟通。这次，他们采纳了辽国降臣刘彦宗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叫作元帅府的机构，元帅府中分为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和左右都监，一共七人。

都元帅负责协调，而真正出兵的仍然是左右副元帅。左右之分，仍然以山西、河北两路划分。其中都元帅由谙班勃极烈（即太子）斜也担任，左副元帅粘罕，右副元帅斡离不，左监军达懒，右监军兀室，左都监阇母，右都监耶律余睹。

金军已经出发，在战场上屡吃败仗的宋钦宗却更加依赖外交手段了。

他派出了一系列的使臣前往金军各个大营继续谈判。在这些使臣中，著作佐郎刘岑临时封了太常少卿的官职，担任去往大金国皇帝处的国使，由门宣赞舍人马识远作为副手。宗正少卿宗泽前往右副元帅斡离不大营。秘书少监李若水前往左副元帅粘罕营地，相州观察使王履是他的副手。

在这些使者中，李若水的记录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

李若水于八月二十四出发，他经过河北，从井陉翻越太行山到达山西。在过井陉前，他先到了斡离不的营地。当时宋金之间的冲突有四方面：第一，三镇交割问题；第二，上次没有缴完的赔偿金问题；第三，辽金地区叛逃北宋的官员处理的问题；第四，岁币问题。

斡离不和李若水见面时，没有谈岁币问题（岁币缴给金国国库，跟他关系不大），就连三镇问题都表示可以再讨论，他关心的还是直接给他的钱，也就是没有缴完的赔偿金，另外对叛逃官员问题也有所关注。

到了九月初一，李若水等人翻过太行山，来到了粘罕所在的太原府榆次县，这里曾经是种师中收复过的地方，现在却成了金军西路军的临时大本营。李若水发现粘罕对于赔偿金和叛逃官员不感兴趣，对三镇问题却极其重视。

这也可以看出两个副元帅的经验，斡离不关注的是短平快的来钱项目，而粘罕却看重土地，知道只要有了土地，钱财是早晚的事情。

宋人一直分不清两个元帅到底谁是老大，谁是老二。李若水在出使时也想弄明白，他发现宋人由于和斡离不打交道多，往往以为斡离不在粘罕之上，但实际上，双方各有优势和劣势，又互相猜忌。斡离不在第一次进攻北宋中功劳更大，他担心这次进攻粘罕会获得更多的战功，因此倾向于和谈，但第一次没有获得足够战果的粘罕却更渴望战争。

李若水在粘罕营地停留了五天，获得了粘罕的四次接见。元帅对宋使的态度很好，赐酒赐肉，临行前还给了不少礼物。他们甚至谈起了粘罕的家庭，他的家人都被辽国害死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小女儿。

在畅谈中，粘罕却拒绝了李若水的谈判请求。他不肯将三镇还给北宋，而是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让李若水带回：他要的是战争。

其实，李若水的遭遇是不难理解的。就在李若水到达金军营地的第三天，也就是他和粘罕第二次见面时，一件大事已经发生：粘罕攻克了太原，这座坚守了将近一年的城市陷落了。

太原之围从前一年十二月开始，持续了二百六十天。太原城墙长四十里，异常坚固，在守将张孝纯的带领下，做到了全民皆兵。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性都参与了守城；有的为了构筑工事，不惜把房舍拆掉。可以说太原是靖康之战中最顽强的城市。

金人用木头构筑的工事环绕城墙一圈，将城市围住，断绝了内外的交通。如果仅仅攻城，太原几乎是牢不可破，可一旦缺粮，就成了大问题。从太原城内偶尔能跑出几个去往朝廷求援的信使，他们往往都瘦得皮包骨头。朝廷也接连两次派军队救太原，却都失败了。于是，宋朝大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太原一天天被围困下去。

为了攻打太原，金人也想尽了办法，根据当时人们的回忆，金人动用了炮石、洞子、鹅车、编桥、云梯、火梯等攻城器械，整体数量达到数千，但是都一一被太原守将化解。

所谓炮石，实际上是体格巨大的发石车，金人将三十个发石车并列，每块石头大如斗，在统一号令下齐发入城，摧毁能力惊人。城内总管王禀命人在重要建筑和楼橹上覆盖装着糠的布袋，减少石头的冲击力，即便被击破，由于损伤较小，修复起来也容易。

发石车不成，金人就改用另外的手段把城壕填平。金人也做了巨大的如同特洛伊木马的大架子车（叫洞子），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生牛皮，外面再裹上铁叶，城上的弓弩不可能穿透。士兵躲在架子车里面，带上柴薪、土木等，推着架子车来到城壕边。他们先将大木板和柴薪放到城壕里，上面再铺草，最上面用土木填平，这样就把护城河解决了。可是，由于草、柴薪、木头都怕火，王禀就用火攻的方法阻止金人填满城壕。

金人的鹅车是鹅形状的大车，比城墙都高，人藏在里面，推着车靠近城壕。由于鹅嘴是前倾的，正好可以越过城壕搭到城墙上。城内也做了类似的鹅状楼宇，与敌人接战。甚至把大石头放在对方的鹅嘴上，由于鹅车重心不稳，就会被压倒。

云梯、火梯等是用来爬城和焚烧城上设施的工具，下面都有轮子，可以推到城墙下。但王禀都一一想办法破解。

依靠这些工具，金人没有打进去。

真正让太原城防出现漏洞的是缺乏粮草。城内的人先杀牛马骡驴，其次把所有的皮制品都吃光，接着将所有能找到的草根树皮等都扒尽了。最后，人们开始吃人，先是吃死人，然后将羸弱老人吃掉。即便这样，太原城里的人还是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守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九月初三，粘罕军攻破了外城，而守军早就在内部建了另一道内城城墙，于是守军都退到了内城。但遗憾的是，由于士兵们饿得实在没有力气了，他们拿着武器倚在城墙上，竟然无力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将自己杀死。

王禀率兵抵抗，突围而出，金军紧追不舍，他只好带着太庙中的宋太宗画像投汾河而死。

主帅张孝纯和他的另一个儿子张浹被俘后，金人要求他们投降，张孝纯拒绝了，等待被金人杀死。金人当着他们的面将三十多员副将杀掉，张孝纯父子依然面不改色，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粘罕佩服张孝纯是条汉子，没有杀他，叫人把他押往了北方。

太原作为北方屏障的意义不亚于燕京，它的失守，意味着山西一路已经开放了，金军随时可以南下黄河，不管是西进洛阳还是东袭汴京，都不会再有大的障碍。

更可怕的是，太原是在宋军的眼皮底下丢失的。宋军还有十几万大军在周围救援，却谁都过不去。如果说第一次汴京之围的失利是因为援军没有到，那么太原失守则意味着宋朝的军事体制彻底落后于金朝，即便有援军，也打不过金军。

宋朝的军事体制落后不在于将领的军事素养，因为他们也有很好的将军，如种师道、种师中、张孝纯、刘韐、折可求等，当年的郭药师也曾经全心全意帮助皇帝守卫燕京。但由于指挥系统的紊乱，将军们很难有权力调动起全局资源，来组织一场战争。

金军的行动指挥由两路元帅全权负责，他们可以调动一切资源为战争服务。但宋军调动资源要得到皇帝的允许，而皇帝又是受身边的宰执控制的，宰执还包括主战派和主和派，在一系列的扯皮中，几乎不可能做出及时的决策。

在战争中，每一位将军都只是一路兵马的将领，指挥不动其他的兵马。就算设立了一个更高级的统帅，几乎所有的下级将军也不把这个统帅当回事，因为他们除了受这个统帅领导之外，还有无数层级领导的节制。

一旦将军打了败仗，宋朝的言官立刻发动弹劾，不惜把他们逼上绝路。言官无罪，将军不赦。当将军打了胜仗，宋朝的宰执立刻考虑通过升官将他们的带兵权剥夺掉，到最后仍然是树大招风难以自保。

总之，宋太祖设计的这个系统曾经和平运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遇到了金军这个克星，其中隐藏的千疮百孔突然就暴露了出来。

太原丢失的连带效应直到一个多月后还能看出来。在太原丢失之前，宋朝还派遣了一位叫作王云的人到金国皇帝处谢过。王云十月十八才回到汴京，当时太原已经丢了一个半月。但王云带回来的却是好消息：金国皇帝似乎松动了，不要求三镇土地，只要三镇的赋税，并给金朝皇帝上尊号，表示臣服，再派康王前去议和，就可以了。

这件事让宋钦宗激动了一番，讨论了半天如何上尊号。但事实上，金国皇帝许诺出自太原失陷之前，金国人也已经厌烦了战争，所以才会想拿一笔钱就算了。可是王云回来后，太原失陷的消息传到了金国皇帝耳中，他又改变了态度，因为金国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等宋钦宗再次将王云派遣去金国，金国人已经不认可前面的许诺，不可能再交还三镇了。

这件事的误会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初，宋钦宗还真的要派康王去谈判。康王甚至出了国门上了路，只是后来路上出变故，中途折回，才没有白白地去当俘虏。

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太原失守半个月内，竟然没有人敢告诉宋钦宗。群臣再次进入了事不关己的状态，大家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希望拖下去。金军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快速进军。

金军攻克太原时，李若水恰好从河北到山西，再从山西南部返回北宋控制区，一路上经过了两个府，两个府级建制的军，七个县，四个镇或者塞。在这个区域内已经没有了北宋的兵马，金军的营地倒是看到了数十处，这意味着金军已经对山西北部地区实现了实质性控制。更让人伤心的是老百姓，一路上大部分地区的官舍民宅都已经被烧毁，家具窗户都没有完整的了。只有井陉、百井、寿阳、榆次、徐沟、太谷等地还能看见百姓的身影，但已经是蕃汉杂居。老百姓对金人的勒索和税赋疲于应付，如同乞丐一般。

还有一些人不甘心受奴役，他们上山扎寨，变成了山大王。但金军的镇压也是严酷的，只要抓住这些人，必定杀掉。

长驱直入

半个月后，宋钦宗终于收到了太原失守的消息。群臣们不得不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宋军失败的原因也在探讨议题之中。指挥权不统一，将军无法调动足够的资源，这个问题一再被提及，以宰相何为首的官员们都在思考如何解决。

九月二十三，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是这样的：在之前，北宋以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市）、西京河南府（现河南省洛阳市），以及位于南襄盆地内的邓州为中心，设立了四个总管，这四个总管虽有职衔，但负责的事项并不清晰。

何等人提出，给这四个总管加上元帅的头衔，将全国的领土都归入到四个总管的管理之下。所有在总管府辖区内的军队都受总管的节制，同时，总管还有征发物资、决定军事财政的权力。

这相当于将全国划成了四个节度使辖区，四大节度使既负责军事，也负责财政养兵。这是对北宋原有政治结构的一种颠覆。北宋一直采取对官僚制约和限制的态度，将军事、民政、财政等权力切割成小块，分配给各级官员，而现在四大总管在辖区内几乎拥有了一切权力，比当年安禄山在唐朝的权力还大（当然只是名义上）。

皇帝同意了何的建议，在九月二十七下达诏书，任命总管。具体分配是这样的：位于北京大名府的北道总管负责河北东路、京东东路，总管由赵野担任，副总管是颜岐；位于南京应天府的东道总管负责京东西路、淮南东西路，总管是胡直孺，副总管是朱胜非；位于西京河南府的西道总管负责京西北路、陕西、京兆、秦凤、环庆等路，总管是王襄，副总管是张杲；位于邓州的南道总管负责河南道、京西西南路、荆湖北路等，总管是张叔夜，副总管是高公纯。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议与李纲的提议做对比。在给皇帝上书时，李纲认为由于宋朝官僚权力太分散，根本没有办法抵抗金军，因此建议在北方边境地区设立世袭的节度使藩镇，让他们帮助北宋保卫边境。这个建议有着极大的副作用，一旦赶走了金军，节度使会尾大不掉，直至出现问题。当时皇帝觉得提议太极端，所以没有采纳。

但李纲被罢黜没有多久，在全国设立四大区的提议就通过了。这个提议也带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这是在帝国内部（不是边境）建立“节度使”制度。宋朝一直防范官员尾大不掉，采取这种做法，也说明是无奈之举。

只可惜，这个制度实行太晚，人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反而是南宋初期各大将领们为了抵御金军，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这个制度，才使得岳飞等将领有了足够的权力组织战斗，将金军赶离了南方地区。

这样看，这个制度是有威力的。当然，一旦金军撤走，宋高宗立刻想办法削弱将领们的权力，更不惜杀死岳飞求和，这也与宋朝一脉相承的对官僚制约、防止他们尾大不掉的政策有关。

北宋的制度变革正在进行中，金人的进攻也在继续。

十月初五，金军攻陷了真定府，吉州防御使、本路兵马都钤辖刘翊战死，这是金军的东路军获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真定府位于河北平原的西端，接近太行山脉，距离太行山道的紫荆关通道和井陉通道都不算远，这里城池坚固，粮草众多，只要长期守卫住这里，就可以防止金人的两路取得联系，又可以牵制敌人的东路军。

当初马扩向童贯提出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守好真定。马扩离开童贯后，还跑到真定参与防守，却与真定的守将刘韐发生了矛盾，差一点被当作间谍杀死。

刘韐虽与马扩有些矛盾，但在守城上却是一员悍将。刘韐手下有总管王渊、钤辖李质，三人的合作坚不可摧，将真定打造成了华北地区的坚固堡垒。半年多以前斡离不第一次进攻时，就绕过了真定南下进攻汴京，如果宋钦宗不是那么渴望和谈，而是派遣勤王军进攻斡离不，真定一定会成为敌人后方的一枚钉子，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但宋钦宗的软弱最终让金人安然撤离。

到了太原围城时期，由于皇帝无将可用，任命李纲接替种师道的同时，也把刘韐调走担任李纲的副帅。刘韐把他的两个得力下属也带走了，真定交给了一个叫作李邈的人，李邈的副手就是刘翊。

金人第二次出兵时，斡离不首先攻打广信军和保州，都没有攻下。斡离不于是绕过了这两座城，继续南下，越过中山攻打真定。金军最初攻打北城墙，被刘翊击退，于是又移到东城墙攻打了两天，还是不能攻下。夜里，金军将军队和攻城器械偷偷移回到北城墙，乘守军不注意，一拥而上。刘翊自杀身亡，李邈被捕。

斡离不抓住李邈后，并不打算杀他，金人有使用降将的传统。金人让他给斡离不下跪，他拒绝了，赐酒他也不喝。但斡离不一直对他很尊重。由于李邈拒绝跟随金军南下，斡离不把他送到了北方的燕京。负责燕京的辽国降将刘彦宗已经成了高官，刘彦宗劝说李邈顺从金国，又想给李邈按照金人的方式剃头发。李邈干脆剃了个光头表示要当和尚。刘彦宗见李邈不会投降，只好上报了另一位元帅粘罕，粘罕命令将李邈杀掉了。

在斡离不攻克真定时，粘罕的西路军更是取得了重大突破。

得到太原后，接下来是汾州。汾州本来就粮食短缺，兵力疲弱，知州张克戬尽力守城。朝廷派遣了两支援军从隆德府和平阳府两个方向驰援汾州。但援兵还没有到，汾州就在十月初十陷落。张克戬南向焚香遥拜，引刀自杀，一家死者十八口。

汾州陷落后，金军继续沿着汾河谷地南下，接下来要攻打的就是平阳府了。按照估计，平阳府的北面有一道山岭，叫作回牛岭，这道岭将临汾盆地和太原盆地分开，如同一道墙壁一般笔直而上，是最佳防守据点。朝廷派遣了一位叫作刘琬的人防守回牛岭。但同样是因为军粮不足，回牛岭的守军每天只有两升豌豆或者陈麦，士兵们私下里抱怨说：“就这两升麦子就想让我们卖命？”

金军来到后，看到回牛岭的地势，感慨如果对方准备足够的弓箭和石头，这怎么能攻打下来。不想金军一到，回牛岭的宋军自动溃散，于是金军乘胜追击。

身在平阳府的刘琬一听回牛岭丢了，连忙逃走，平阳府也丢了。

金军除了向南进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通两路军队之间的联系。两路军之间隔着太行山，只有几条孔道可供交通之用。最好的孔道是位于真定和太原之间的井陉，由于真定和太原都已经被金军占领，只要打通了井陉通道，两军之间就可以沟通，避免一年前那次进攻出现过的不协调。

为了打通井陉，粘罕从西面的太原首先进攻寿阳，在寿阳他受到了激烈的抵抗，暂时无法攻克，于是移兵到东面的平定军继续攻城，不想平定军也不投降，粘罕自己竟然打不下来，只好等东面的斡离不出兵，两方夹击才攻克了平定，打通了井陉。

这几个地方虽然看上去不大，却让金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比如，金军在攻打寿阳时，虽然城市很小，但由于守军的死守，粘罕竟然损失了上万人。粘罕攻打平定时损失了三千人马，与斡离不合围平定，又损失了两三万人。

小小的寿阳和平定竟然成了金军损兵折将最厉害的地方，这件事引起了金军的反思。他们在内部也有过一次讨论：到底是扫平山西、河北重要，还是先进攻首都汴京重要？

右监军兀室认为，既然已经获得了太原和真定两大重镇，就应该乘机先扫平河北和山西（合称两河地区），然后再进攻汴京。如果不扫平两河，万一攻打汴京不力，两河也都保不住。上次斡离不打到汴京，进不去，反而失去了河北，就是这个道理。

但粘罕认为汴京是天下的根本，得不到汴京，两河怎么都不可守，因此应该尽快进攻汴京。他舒展右手做抓东西状，举了个例子，说：“这就像运臂力取物，先抓住汴京，再往回一捞，就把两河也抓住了。”

经过讨论，粘罕的策略得以采纳，于是金军加紧向南进攻，将威胜军、隆德府、泽州一一拿下，距离黄河已经是一步之遥。

攻克隆德府是在十月十七。隆德府曾经在这年春天被粘罕攻克，后来被北宋收复。这一次，为了加快速度，粘罕并不想耗费太多的精力在隆德府，他兵临城下，让守城方派人出来谈判。通判李谔出城，粘罕告诉李谔说：“我去攻打赵皇帝，这次就不攻你的城了，回去派人贡献点犒军的酒肉马料来，我们就乘夜赶路。”

李谔同意了粘罕的条件，回到了城里和众人商量。知府张有极招来了百姓代表，没想到代表们却反对这样做，表示如果犒军，就跟拜降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更愿意抵抗金军。第二天一早粘罕又喊话要求李谔履行协议，被守城的人骂了回去。李谔试图劝说众人不要这样，却被砍伤了面部。

粘罕当即下令攻城，当日城陷，金军入城烧杀掳掠一番，乘兴继续前进。

他们继续攻克了泽州，泽州之南就是太行山通道，也就是天井关的所在地，出了天井关，就下太行。翻过太行山，就到了黄河岸边，渡河既可以去洛阳，也可以下开封了。

康王单飞

十一月初八，宋钦宗在延和殿主持了一次考试。考试的参加者是帝国最高级的文武官员，一百多人，每人发了纸笔要求笔试作答，题目是，到底要不要交割三镇？

这次考试的背景是，出使金国的李若水等人回来了，带回的消息并不好，金人不同意只收赋税免除交割土地，坚决要求土地交割三镇。与此同时，太原和真定（属于中山）都已经被金军占领了，即便抵制交割，也必须从金人手中夺回来。

考试结束，根据统计，梅执礼、孙傅、吕好问、洪刍、秦桧、陈国材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应该交割，剩下以范宗尹为首的七十人赞同交割。双方的理由都很明确，一边认为是祖宗之地不可丢，另一边则强调眼前形势。

虽然人少，但在何等人的坚持下，宋钦宗决定不交割三镇，任事态自由发展。随后唐恪请求皇帝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偷偷逃到西京去，前往陕西等地避难，将太子留下守城。宋钦宗没有学他父亲逃走，决定以死捍卫社稷。这一次，就连退休的宋徽宗也没有离开，由于离政权中心较远，宋徽宗已经失去了当初灵敏的嗅觉，也没有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只能随儿子留在京城。

但宋钦宗的放任策略并不能阻止事态的恶化。十一月十二，粘罕的西路军经过山西来到了黄河北岸。宣抚副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与之隔河对垒。另外，还有签书李回率领的一万人巡视黄河。

金军派出了数十骑兵前来探查，探子们发现黄河南岸有大量的宋军，连忙回报说，由于宋军有准备，很难短时间内渡河。

金军统帅完颜娄室却认为宋军虽多，但不一定非需要打仗才能定胜负。他决定采取威慑战略，通宵达旦地在北岸敲击战鼓，敲了一晚上，第二天再派人去探查时，发现南岸的宋军已经彻底消失了。

十一月十三，金军西路军渡河完毕，才发现原来不仅是黄河岸边的兵逃走了，就连守城的兵都没了踪迹。最大的逃兵是北宋的西道总管王襄（驻地在洛阳），这位被皇帝赋予极大权力，号称守卫全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封疆大吏不仅没有守城，反而逃走了。另外，在黄河北岸最重要的防御城市是河阳城，这座城就在黄河边，守将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就这样，金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河阳和西京洛阳。几天前，唐恪劝说宋钦宗经过洛阳逃往陕西，现在这条路已经被断掉了，就算皇帝想逃，也只能向南逃走。

几乎与西路军同时，斡离不率领的东路军也在寻找渡河地点。最初他屯兵庆源府城下，庆源府的都统叫王渊，王渊手下有一位叫作韩世忠的统制官，王渊派遣韩世忠从西北门出去袭击敌人，杀死了数百人。这是韩世忠脱颖而出的一次战斗。

斡离不绕过庆源府向南移动，宣抚使范讷率领五万兵马驻守滑州和浚州，斡离不看到宋军有防备，于是从恩州（现河北省清河县）经过古榆渡前往大名府，从李固渡这个渡口过了黄河。渡河时，金军甚至找了一船官伎，在月下奏乐鼓励士兵。

十一月十四，皇帝收到了金军两路大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曾经坚定的心又动摇了。他决定派遣康王出使斡离不军，这一次不再矜持，许诺割让三镇，并给金国皇帝上尊号。

由于康王出行需要时间来准备，皇帝害怕夜长梦多，先派遣李若水、王云、马识远等人前往粘罕军前报信，将情况尽快说明。李若水更是比其他人早出发。

李若水马不停蹄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怀州，遇到了金人大军。金人派遣萧庆、刘思接待他。他告诉对方，皇帝已经同意割让三镇，负责交割的工部侍郎王云、武功大夫马识远已经在路上了，他是先来报信的。

当天，粘罕接见李若水，责备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得知王云还有几天就到，表示让李若水安心等几天，并让人送来了羊肉和酒。一切看上去还有转圜的余地。

但第二天，粘罕再次见到李若水时，情况出现了变化。他告诉李若水，已经派出使者去往宋廷，这一次不是要求割让三镇，而是要求北宋必须把河北、山西全境割让给金国，双方以黄河为界，签订新的条约。

李若水还在争取以交割三镇为限，但谈话间，突然传来了可怕的消息：割地使王云到达磁州时，当地百姓把他当作奸臣打死了！

关于王云如何被杀，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李若水前脚离开首都，第二天（十一月十五）金人的使者就已经到了汴京。他们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割三镇，而是以黄河为界了。这说明粘罕是早在李若水到达金军营地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见到皇帝时，使者王汭也大言不惭，直指北宋朝廷是“奸臣附暗主”。皇帝吓怕了，想答应割让河北、山西，但遭到了何 等人的反对，朝廷商议过后，决定继续派康王前往金军营地谈判，仍然以交割三镇为条件。

陪伴康王的人包括王云、耿延禧、高世则等，所以，王云不是像李若水说的那样前往粘罕军交割，而是与康王一起前往斡离不军。

王云十月刚出使金国归来，他回程时曾经到过真定府战场。当时斡离不让他观看了攻克真定的整个过程，他印象深刻。

十一月十六，王云和康王离开首都时，回望着首都的楼橹，告诉康王：“汴京的楼橹天下所无，但当初真定的城墙比首都的还高一倍，金军让我观看他们攻城，不过一会儿工夫就攻克了，所以，楼橹再高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

康王没有回答。

康王等人离开时，百姓阻塞了道路，希望他们留下，用武力守城。但他们还是出发了。一行人离开后，京城大部分城门都关闭了，只留下了东水门和南墙东面的陈州门。

十一月十七，康王到达滑州；十一月十八，到达浚州；十一月十九，到达相州。在康王的背后，跟着粘罕的四百铁骑，他们从怀州过来要抓北宋的使团。金军骑兵碰到当地人，当地人都说康王已经走远了，追不上。金军不死心，继续追，问了几次，所有的人都这么回答，这才悻悻而归。

十一月二十，康王到达磁州。磁州和相州与王云有些渊源。当王云十月份从金军营地返回时，路过这两个州，与守将谈到，金军这次进攻比起上次还要凶残，必须尽快做好准备。他劝两城守将赶快坚壁清野。所谓坚壁清野，就是将城外的百姓和粮草全部带入城中，关闭城门，进行坚决抵抗。

王云的策略起到了作用，金军听说磁州和相州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就绕过了磁州和相州，选择别的路前往汴京。但百姓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愿意清野，因为这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家，带着细软逃难。其次，由于金人绕道走了，百姓反而认为不离开家也没事，王云的清野只起到了骚扰民众的作用。于是王云成了百姓眼中的恶人。

磁州知州是一位叫作宗泽的老将。作为主战派官员，他一刻也没有放松战备。为了节省朝廷调拨的军粮，他在磁州组织民兵，平常耕地种田，积攒粮食，打仗时将人召集起来就可以上战场。宗泽给康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试图阻止康王继续北上，认为当初肃王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不希望康王步其后尘。

康王犹豫不决时，宗泽提议他到当地一处名胜古迹去占一卦，磁州有一个崔府君祠（也叫嘉应侯庙），纪念的是东汉人崔子玉。在去往崔府君祠的路上，百姓们又开始阻拦道路，希望康王不要北行去见金军。

王云告诉百姓，康王不是北行，只是去拜庙。在康王一行中，由于王云比较活跃，这就与百姓发生了冲突。同行的人（包括宗泽）都劝他小心一点，不要过于抛头露面。这时，突然有人认出了王云，开始纷纷传言：这就是当初要求清野的人，他一定是奸细。

在庙里，宗泽听到了外面的喧嚣，他请求王云跟随他，不要单独行动，但王云认为自己是朝廷官员，不会有事。

从庙里出来，他们发现有人已经把王云的马偷走了，只好给他临时调了一匹低级官员的马。王云与耿延禧、高世则等人先后骑行。

再到后来，事情更失控了，道旁有的百姓身带刀子，他们拉住康王的随从，挨个儿问谁是王尚书。等问到王云时，知道他就是王尚书后把他拖下马来直接杀死了。

由于民情过于汹涌，康王知道王云死了，却也不敢指责民众，只好听之任之。百姓们杀掉了王云还不满足，继续拦住康王，告诉他几十里外已被金军占领，如果再前进，就回不来了。

康王率众回到了磁州。进了城，事态才恢复控制。宗泽将一位闹事的头领斩首，平定了这场骚乱。而百姓的苦苦哀求让康王更加犹豫了。

与此同时，相州知州汪伯彦也来了消息，告诉康王他走后金军在背后追击，试图截获他。到这时，康王才进行了综合判断，认定继续前进已经意义不大，除了当俘虏之外，谈判已经不可能了。

当天夜里，康王和随从从磁州出发，换了一条路，没有惊动任何人，向南回到了相州。随后康王写信汇报给皇帝，解释了不再北行的理由，等候皇帝裁示。这个决定让金国少了一个普通的亲王俘虏，却让南宋多了一个开国皇帝。

在相州，康王碰到了一位叫作岳飞的人。岳飞家就在相州汤阴，他出身寒微却胸怀大志，文可读《左传》《孙吴兵法》，武可以挽硬弓，曾经跟随刘韐在真定抵抗，现在又投在了康王名下，成了日后一名重要战将。

也正是在相州，康王逐渐拥有了独立性，变成一个抵抗金军的领袖。

第二次围城

十一月二十一，金国使节杨天吉、王汭、撒卢母再次来到了皇帝的宫廷，要求以黄河为界重新划定两国彊界。宋钦宗终于吓怕了，没了别的选择，只好仓促答应下来。

但接下来，双方在到底谁当割地使的问题上发生了剧烈争执。金国使节认为，上一次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派遣了张邦昌和路允迪作为割地使，前往三镇通知交割，但这两人级别不够，他们的官阶都是临时提拔的，没有足够的威望，到了城外喊不开门，守将也不听从。他们希望这一次皇帝一定要派更加亲信的人，喊得开门才行。

但对北宋官员来说，不是谁够有威望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当使者。使者已经成了一项高危职业，特别这次出使必定留下千古骂名。事后，人们不会记得是宋钦宗被迫割让黄河以北土地，只会记得是谁充当了割地使，当了金人的帮凶。几乎整个官僚系统中的官员都不愿意出面。

唯一愿意接受任务的是陈过庭，他认为“主忧臣辱”，既然事已至此，就只好面对。其余重臣中，唐恪、冯澥不说话，耿南仲表示自己太老了，不能承受舟车之劳，聂昌以养亲为借口推辞。

皇帝下令奖赏忠贞的陈过庭，赏赐他不用当割地使，而是派遣聂昌和耿南仲两人前往。在朝廷中，耿南仲是最大的主和派之一，几乎破坏了主战派的所有努力，此时皇帝派他前往，也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奖赏。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趟非常危险的行程。由于社会底层对皇帝和金军的怨恨已经爆发出来，想要交割黄河以北，不管是什么样的亲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耿南仲跟随金人王汭北上，主持在河北地区的交割，但到达卫州时，当地人要把金国使节杀掉，王汭连忙逃走，耿南仲也跟着逃脱了。耿南仲逃到了康王所在的相州，避免了死亡的命运。

聂昌就没有这么走运了。闰十一月十五，聂昌来到了绛州城下，要求守城官军投降，向金人交割城池，被拒绝了。聂昌拿着诏书坐在筐里登上了城墙，向官军展示诏书，表示自己是真的割地使。钤辖赵子清毫不犹豫杀掉聂昌，挖掉他的眼睛，将他煮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二十四，北宋首都汴京迎来了第二次围城危机，金国东路军元帅斡离不率领兵马在一年之内再次来到了开封城下。

数天前的十一月十五，根据梅执礼的建议，宋钦宗已经下达了清野诏书，他甚至专门任命梅执礼担任河东、北京、京畿清野使。根据诏书命令，几个地区的人民都拖家带口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北宋一时人心惶惶，还有人趁火打劫，发生了不少抢劫事件，官方捕杀了三百多人，才恢复了一点秩序。后来清野进行到十一月十九，宋钦宗突然又取消了清野诏，这一来一回之间，金军已经来到了。

而在十一月十七，传闻金军侦察兵已经渡河了，执政大臣们都不敢相信，于是殿前司派出一个叫作马纲的人前去侦察。十一月十九夜间二更，马纲回报金人果然渡河了，可是大臣们仍然不敢相信，又派出使臣刘词带领三百兵马从封丘门出去探查。十一月二十，刘词派人回报：他们到达陈桥（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所在）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证明敌人真的来到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汴京城外一个叫作刘家寺的地方还放着五百多门大炮，没有收入城中。按照朝廷的规划，原本要在秋天举行一次大阅兵，阅兵的场所就在城东北五里的刘家寺。皇帝派人往刘家寺运送了大量的炮，等待阅兵时使用。

金军来了，阅兵自然举行不成，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始为这些炮到底该谁负责而吵架。既然是大炮，就该由兵部负责，可是兵部说，大炮属于枢密院，应该由枢密院负责运入城内。枢密院又说，炮不属于我，但它自有所属。原来这些炮不是由外廷运过去的，而是由属于皇帝内廷一个叫作军器监的衙门运过去的；这个衙门的主管官员刚刚因罪去职，群龙无首，就没有人管炮的事儿了。

既然没人管，总要分配一个衙门负责。于是想让掌管守御的京城所收炮，京城所却推给了兵部下属的驾部，驾部又推给了同属于兵部的库部。库部还没有来得及推脱，金人已经到了城下。

北宋官员众多，其实有许多官员愿意做事，但由于制度的制约，许多人闲着帮不上忙，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幕幕荒谬场景出现。其中有的人痛心疾首，有的人只是以看热闹的心态调侃着这架笨拙的官僚机器。比如，著作郎胡处晦就干脆写了一首长诗嘲讽这种乱象，引得人们纷纷传唱：

天边客子未归来，玉关九门何窄塞。大臣裂地过沙场，铁骑凭河又驰突。官呼点兵催上门，居民衮衮闾巷奔。请和讳战坐受缚，乌用仓促徒纷纷。黄河一千八百里，沙寒树长险难恃；官军观望敌如烟，筏上胡儿履平地。大臣持禄坐庙堂，小臣血奏交明光；胡儿笑呼一弹指，公卿状如鹿与獐。明明大汉亦有臣，谁谓举国空无人。贾生绝口休长恸，用者不才才不用。

十一月二十四，斡离不的东路大军再次来到。他们原本还会驻扎在去年的驻地牟驼冈，但自从他们离开后，皇帝派人掘开了汴河，将牟驼冈四周淹没成了烂泥地。金军只好另外寻找地方。正好刘家寺有许多大炮，斡离不把刘家寺当作他的指挥中心，将大炮尽数占有，并掉转炮口，对准了城内。

斡离不来到时，北宋汴京城的防卫到底准备得怎样了呢？

种师道接替了李纲，他听说太原和真定都已经丢失，建议皇帝经过西京到长安去避难，被拒绝后，他向位于邓州的南道总管，以及位于长安的陕西制置司发出了勤王令，让他们尽快赶到汴京。

但种师道随后就死了。之后，主张和平的唐恪、耿南仲、聂昌等人认为，既然要议和，就必须表现出诚意，如果军队太多，只会激怒金人。再说，如果几十万军队都跑到首都，到底怎么供养他们都是大问题。当时，军队的哗变已经屡见不鲜，比如滑州本来是个坚固的城市，连金人都选择暂时避开，却因为哗变，守将被杀死了。

本来，南道总管张叔夜和山西制置司钱盖已经召集兵马在路上了，又被聂昌等人拦了回去。张叔夜的军队回到了房州、安州、复州等地，陕西军马更是回到了遥远的秦凤路和熙河路。等金人真的来到时，汴京周围几乎看不到勤王军马的身影。

好在张叔夜是个聪明人，宋钦宗一看不好，传给他一个手札，他立刻搜集了三万人又赶来了。他赶在金军扎营之前的十一月二十二到达了汴京，一路上还与遇到的敌人交战，歼灭了数百人。张叔夜从南薰门进入首都，参与了汴京保卫战。

此外，位于长安的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范致虚也派兵勤王。由于事发突然，他派前锋部队先行，并抽出另一军去保卫先帝的陵墓，自己也在赶来。

除了这两支军队之外，剩下的就要靠首都原来的防御力量了。但是，与金人在北方交战的过程中，首都的卫戍部队大部分已经被派到河北和山西的前线，且被金军击溃了，剩下的军队人数不仅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这些兵马满打满算也只有不到七万人，大部分是弓手。

负责防御的殿前司只好将这七万人分成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分出一万人作为预备队，这一万人又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其中前军驻扎在顺天门（西城墙靠南的城门），左军、中军驻扎在五岳观（在南城墙内东侧，南薰门和陈州门之间），这三军由姚友仲统领；右军驻扎上清宫（内城旧宋门内），后军驻扎封丘门（北城墙东数第二门），由辛康宗统领。

第二部分，剩下的五万七千人负责守卫城墙，分属于四壁守御。其中东壁守御孙觌，西壁守御安扶，南壁守御李擢，北壁守御邵溥。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宋朝特色。四壁守御官任命完毕，他又任命了总体负责的官员，其中孙傅担任都提举，是总负责人，王宗濋担任副职的都统制，刘延庆、范琼两人则负责协调四壁守御。

三天后，皇帝又任命四壁提举官四人，担任四壁守御的副手。东壁提举辛永宗，南壁提举高材，西壁提举张㧑，北壁提举刘衍。又设立了守御司，孙傅改为守御使，王宗濋为守御副使，郭仲荀、卢益为提举守御司十办公事，也就是守御司的办事员。

这官制已经够复杂了，但皇帝还嫌不够，又任命刘延庆为提举四壁，刘韐是他的副手。于是又加了一层官职。但这还不够，每壁又从文武官员或者宗室中选择一人作为同提举，每一个城门从宗室中选择一人担任司启闭，可以称为门插官。另外，每个门又有不知道多少弹压统制，以防止出现的混乱。

有人以南城墙为例，统计过能够对南城墙进行指挥的宋朝官员，其中掌管四壁的都守御是孙傅，提举有李擢、郭仲荀、乔师中，统制有王燮、姚友仲，统制官有高材、范琼、何庆彦、石可宝、李湜，其余临时派遣的统制、统领官不下十几个。每一个统制下有三四个使臣、四五十个效用。每一个使臣每天的工资是八百文到一贯，效用三百文到五百文，充斥着官员的门生故吏。还有来镀金的朝廷权贵及内侍们，不参与打仗，却参与抢功。

官员多了，士兵太少显然是不行的。除了正规军，朝廷又招募了不少杂牌军。京城里应试的武举人、太学生里的主战派，都被皇帝临时授予官职参与守城。士兵则是从城内平民中选择，找那些习过武的，编入部队，派往前线。

金军到来后还没有开始进攻，汴京城内反倒先乱作一团。十一月二十五，京城的十一个城门，包括南薰门、陈水门、固子门、万胜门、西水门、封丘门等，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到底是谁纵火，已经无法查证了，很可能是城内趁火打劫的人。

大火发生后，引起了城内官员的恐慌，于是一场大规模搜捕奸细的运动就此展开。同时朝廷禁止百姓登城，搜捕时也连累了不少无辜。这场搜捕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一批勇武的群氓将太尉辛康宗杀掉。直到将为首的五人抓起来腰斩了，才平定了民乱。由于军队不够，皇帝还得借助这些人的帮助，只好又废除了百姓不许上城的命令，同时又开始招募那些市井闲人参军。

招募市井人士的职责交给了两个宰执级官员。其中宰相何负责招募各种奇门遁甲人士，建立了一支叫作“奇兵”的部队；枢密院孙傅招募忠义人士。在他们的招募下，大量的商人、无业游民、能人异士都加入了宋军。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叫作郭京，他声称可以撒豆成兵，遁形。他投入到何 帐下，引得人们一片欢呼，仿佛看到了救星。

到了十一月二十七，金军发动了第一次袭击，攻击的地点是东城墙的汴河下水门通津门（也叫东水门）。在第一次汴京保卫战时，金军由于驻扎在西北方，所以主攻点放在了北城墙和西城墙，这两个地点没有太多薄弱环节。守军最怕的是东城墙，这里的新宋门外有一个叫作樊家冈的地方，护城河比较狭窄，是城防最薄弱的地方。但第一次汴京保卫战金军放过了东城墙，对南城墙也没有太多骚扰，甚至南城墙的城门一直在开放，人们还可以进进出出。

第二次汴京保卫战，由于斡离不驻扎在了东北方，他第一次攻城就选在了东城墙，这就让城内官员更恐慌了。

不过第一次进攻并没有取得进展，范琼击退了敌军，焚烧了金军的营地，进攻暂时被搁置了。

闰十一月初一，金军再次攻打广济河的下水门善利门，统制姚友仲率领一千五百神臂弓前去援助，再次将金军击退。

到这时，虽然进攻地点有变化，但金军的进攻和宋人的防守仍然是按照第一次围城战的套路进行，只要皇帝下决心防御，汴京围城战仍然有可能以城门坚守和勤王军的到来为结局。

但就在这时，一个与第一次战争完全不同的因素出现了，并且将成为决定整个战争走向的关键，它不仅使得宋军守城的难度加大，也让宋钦宗和他的大臣们从心理上彻底崩溃：粘罕的西路军到来了。

第十二章汴京失陷

合围

金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初二，粘罕的军队一面向北京首都汴京奔来，一面对黄河北岸的怀州展开了最后的攻击。

怀州的北方就是莽莽太行山，这里是联结山西与河南的要道，只要怀州不拿下，金军在西路就无法获得完全的控制权。

怀州的知州叫霍安国，在他的领导下，宋军成功地阻挡了金军的进攻。两路金军本来约好在汴京会师，粘罕却比斡离不晚到了近十天，主要就是怀州守军的缘故。但随着金军攻势的加强，怀州岌岌可危，被攻克是旦夕之间的事。

危急关头，霍安国除了想到防守，还想如何以攻为守，不坐以待毙。他找到了部将范仲熊，请求他于当晚率领两百余精锐之士从城墙上吊下去，袭击金人的营寨。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金人的帐篷要放火烧掉，制造混乱；第二，要毁掉金人的大炮。与一年前相比，金人此次进攻最大的改变是对于大炮和攻城器械的运用，它们让宋朝的守军吃尽了苦头。只要将金军的炮处理掉，怀州就能多撑一段时间。

夜间，范仲熊率军下城，发现对方人数实在太多，想不惊动他们实在困难。直到夜里三更结束，才摸到了炮座，他派了十几个人放火，希望这场火能引起对方的混乱，好继续劫营。

但不幸的是，金军并没有出现混乱，而是将劫营的人围住了。于是偷袭变成了白刃战，宋军勇士们边杀边寻找出路。到了天亮时，他们集结到城下，重新被吊入城内，去时两百多人，回来时只有二十四人。

这一天白天，突然有人喊：“东南方向来救兵了！”据说，东南方出现了宋军的白色旗帜，霍安国立刻让范仲熊整理军马，准备开北门迎接援军。但就在这时金人却突然加紧了进攻，一瞬间已经上了城墙，将金军的黑旗插在了城楼上。怀州就这样失守了。

来救援的白旗部队并不是宋军的正规军，他们没有进城，而是眼看城丢了，也就慢慢散去了。

范仲熊与金军展开了巷战，最终被俘。他被押到了金军将领骨舍郎君的面前。与人们传说的青面獠牙的金军不同，范仲熊在被俘后的遭遇恰恰反映了金军战术素养的另一面。

骨舍首先责备范仲熊不懂得顺应潮流，但他很佩服范仲熊的英勇。范仲熊一心求死，可骨舍就是不杀他，还许诺饶他一命。骨舍还嘲讽说：“金人说话一句是一句，不像你们宋人说话没有信誉，既然饶了你命，就是饶了你命。”

他让范仲熊回去寻找知州霍安国，好一起见粘罕元帅。范仲熊被押着在城市里转悠，去了州衙，又到了城北，都没有找到霍安国，于是又回到了骨舍处。在这里他见到了泽州的一群降将。比起怀州，泽州更早被攻克，这些人投降后成了金人的座上宾客。不久范仲熊得到消息，霍安国也被抓到了。

第二天，金人押解范仲熊等人出了南城门，走了两三里，就来到了粘罕的营帐。粘罕坐在银交椅上，让怀州官员站在他的面前。知州、通判、钤辖、都监、部队将领站在第一行，第二行是外来支援的鼎澧路的部队将领，第三行是州官，第四行是监官，第五行是县官。

粘罕问众人，到底谁不肯投降？霍安国应声而出表示不降，第一行的人也都不肯投降。粘罕让他们面向东北拜金国皇帝，他们也不肯拜，于是这些人被脱去衣服绑了起来。

第二行鼎澧路的将士为了活命，立刻检举说范仲熊是主要抵抗者，于是范仲熊和一个县官张行中也被拖了出来绑好。

其余的人由于官小，都释放了事，连投降都不用。可见金军并没有滥杀。

那些绑起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粘罕下令将他们杀掉。

就在行刑前，粘罕突然看到范仲熊没有一丝慌张，连忙问他怎么回事。范仲熊将前一天骨舍郎君饶他一命时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特别强调“金人说话一句是一句”。粘罕听了笑起来，道声“不敢当”，就下令将范仲熊释放。其余的人，包括知州霍安国、济州防御使兵马钤辖张彭年、都监赵士 、都监张谌、都监于潜、鼎澧路兵马钤辖沈敦、同统领鼎澧路兵马张行中，以及南道部队将五人，一同遇害。

从宋军的回忆录可以看出，金军并没有滥杀无辜，只是惩罚了一小批抵抗最坚决的人。粘罕作为金军中最觊觎北宋领土的统帅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不会滥杀。

但在战争中，的确无法避免基层士兵的滥杀行为，特别是金军依靠抢劫来获得财富，如果不抢，打仗就成了没有收获的事。对落后文明的军队而言，都必须经历从劫掠制变成俸禄制的过程。可是一旦完成了俸禄制的转型，军队最勇猛的时期也就过去了。

闰十一月初二，粘罕的前军已经到汴京城下。十一月初三，这支部队在寻找安营扎寨的地点。

粘罕并没有与斡离不合兵，而是找了另一个地方独自屯驻。斡离不的刘家寺在城市的东北方，粘罕就选择了城市南方一个叫作青城的地方。

所谓青城，是宋代的斋宫。在明清两代的北京，京师城南有天坛用于祭天，城北有地坛用于祭地，宋代也有类似于天坛和地坛的地点——郊坛。郊坛附设有皇帝斋戒的场所，这个场所就叫作青城。在汴京城南五里左右的叫作南青城（在南薰门外），用于祭天斋戒，城北的叫作北青城（在封丘门外），用于祭地斋戒。

青城最初的制式很简单，由于宋初提倡简朴，只是用布围起来的一个小丘。宋徽宗时代，朝廷变得更加奢侈，才建造了永久性建筑与防卫系统。

关于这一段历史，明人李祯曾经写过一首《青城怀古》进行嘲讽，认为奢侈换来的只是耻辱，反而宋初的简洁维持了安宁。诗写道：

炎宋尚简质，郊丘布为墙。九门谨阖辟，万卒严周防。暂置弗劳杵，权施岂须隍。绵延逮宣政，骄盈更典章。版筑易缕制，墉壕固金汤。衮龙狩沙碛，泥马奔钱塘。奢侈谅宜戒，播辱尤所伤。陶匏荐明水，维馨仰前王。

在宋代，青城与艮岳都属于“大梁十迹”。祭祀时非常热闹，首先皇帝坐玉辂到青城斋戒，骑兵围在斋宫外，士兵们紫巾绯衣素队有千余人，在外面环列，每一支军队配备一支乐队。负责巡逻的是行宫巡检。第二天，皇帝从青城出发前往郊坛，郊坛在青城西面一里左右，有三重围墙。从外墙东门进入，到第二重墙西南设一个大的遮幕（宋人叫幕次），叫作“大次”，皇帝在这里换祭服，戴二十四坠的平天冠，着青衮龙服，佩玉佩。到了坛前，又有一个小幕殿，称作“小次”，里面有皇帝的御座。

“小次”后面就是祭坛，坛高三层，共七十二级台阶。坛面方圆三丈左右，有四条踏道。坛上主祭的是昊天上帝和太祖皇帝。在道士、音乐、歌舞的陪伴下，皇帝三次登坛祭拜，然后结束。

西路军到来后，看上的就是这个皇帝祭祀斋戒的场所，将其作为指挥部。

粘罕选择青城，使得汴京的形势更加复杂。第一次围城战时，金军只在西北驻扎，即便战争时期，汴京城的东南城门还是可以开放的，金军并没有达到完全围困的目的。但这一次粘罕驻扎南面的青城后，两路金军一南一北控制了汴京的通道，进出城就困难了。

事实上，对于汴京而言，南方通道比北方通道更加重要。汴京的东南方是汴河流出的地方，也是漕粮进出的关键水道，这里也是城市防守最薄弱的环节。上一次斡离不没有利用这个薄弱点，这一次两路大军并进，就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粘罕到来后，金军的准备工作加速。上一次围城战缺乏攻城器械，斡离不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一次他们在太原等围攻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不仅带来了军队，还一路上劫掠了不少百姓，逼迫他们跟随着做工程。从斡离不到来的那一刻起，金军就不断地准备攻城器械，特别是炮架和鹅车。

另外，他们采取了进攻太原时摸索出的封锁技术，除了刘家寺和青城两个大寨之外，还在四面城墙外临河的位置扎了很多小寨，如同一条锁链将城市封闭了。

金军封锁了首都，汴京城里从士兵到普通百姓都感到紧张。皇帝必须做出一定的姿态来鼓舞士气。在第一次围城战中，李纲不断地请求皇帝到城墙上鼓舞士气和犒赏士兵，这一次李纲虽然不在了，但皇帝还是想和上次一样登城督战。于是，从十一月二十九，到闰十一月初三，这四天皇帝分别来到了汴京城的东、南、西、北城墙上犒军。每到一处，除了慰劳将士，还许诺升职，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慰劳时，皇帝穿上了铠甲，健步如飞，只让几名内侍跟随，没有带卫队。他显得很坦率，不避讳自己的担心，将士们也感同身受，对他充满了同情。他不进御膳，和士兵吃一样的食物。皇后和宫人亲自用私房钱做了衣被，让他送给将士们，这让士兵们感极而泣。

凑巧的是，这四天都下雪，更增加了皇帝的悲壮感。

但也有士兵在给皇帝添乱，比如，宰相何招募的“奇兵”。所谓奇兵，是指拥有各种异能的部队，他们由一位叫作王健的统制直接管理。这一天，金国来了一批使节，奇兵部队认为这是立功的好机会，他们将十几个金使的随从杀死，制造了一次外交纠纷。王健阻止他们时，他们连王健也一块儿打了一顿。最后，太尉王宗濋只能出面将几个首恶杀掉，才平定了奇兵的骚乱。

也就在这时，宋钦宗才想起了一年前抗战时的李纲。李纲虽然军事能力一般，却有着足够的激情去带动周围的人们，跟着他一起抗争。虽然他人有些敏感不好打交道，但在与主和派的争执中却一直坚持着，不肯屈服。

李纲现在在哪里？他正在从湖南前往重庆的路上，是被皇帝贬过去的。闰十一月初二，皇帝发出诏书，封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匆匆派人去召回数千里之外的李纲。如果汴京城能够支撑足够久，李纲也许能够赶来帮助皇帝解忧，但前提是汴京城必须抵抗足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