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科农场攻略 天猫农场攻略

文/黑石 图/月神之箭（微信公众号：黄桷树财经）

我是一个“大厂”下的蛋，一家三代几十口人，都在“大厂”内生存。

这是我的宿命，不过，试图“旁观”一下“大厂”这个庞然大物，会是一件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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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字辈那一代，身处革命时期和建国的年代，什么职业规划，人生规划？基本没得选。什么分工，分房都是由组织安排。那个年代的人，很淳朴，理想信念坚定，穿着整齐划一。

那时，厂就是家。

爷字辈一代，是开荒人，这厂一砖一瓦都是他们亲手搭建起来的，刚开始有苏联专家来指导，后来苏联专家走了，剩下那些未完工程，还得大家伙琢磨着弄。

爷说投产那天，大伙都哭了。文革的事，爷很少提，只是说“武斗”的时候，他运气好，因无意卷起右手袖，而躲过一劫。他们这一辈人，只要读过点书，会写点字，或习得一门技能，就能在单位上混个不大不小的职务，然后光荣退休，子女就能够顺利接班。

那时候我太小，对厂里的印象是，高高的烟囱、美味的凉肉片。

当广播声响起，看着大人们手里拿搪瓷碗或搪瓷口缸排着队，在食堂门口等待打饭时，我就期盼着，这次能吃上凉肉片，可每次都总是失望而归。我妈说，小时候的我总是吃不饱。吃不到的凉肉片，是记忆中最好吃的食物。相比厂区，我更喜欢去外婆家，外婆家的鸡汤总是特别香，外婆家在厂办农场，每次去都要坐车，那里没有烟囱和工厂，只有一个礼堂和一个花园。礼堂在星期五晚上会放电影，小孩子们会在墙上画下自己的身高，在花园里捉迷藏。在那片厂区与农场之间我们放肆地自由生长。

厂就是家的感觉，其实很美好。爷爷那一辈，还有一种建设者的自豪感，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厂房，就有了厂房。那时他们有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精神，这里寄放得下他们所有的梦想、爱情、家庭，这里就是他们的全部。

父字辈一代，挨过饿，吃过苦，受过穷，见证过身边朋友们，在下海、下岗之间的人生起落，体会过“大厂”的温暖与无情，如今也算安稳退休。

父亲很少聊他年轻时候的事，只是偶尔提及，父亲年轻时候搬过石头，做过木活，编过麻绳，上过夜校。那时候同在一个厂，大家都一样，凭本事吃饭，而命运也总是很微妙，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因替别人写检讨被发现，从原来干体力活，被调到机关做文书。

父亲这一辈人，对“厂”有着很深的感情，“厂”总是给予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幺舅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家，想要进工厂还不够格，只能留在农场挑大粪，后来靠自己的努力读了师范，又回到厂里，在子弟学校给孩子们上美术课。有一年，校长让他代英语课，他回家抱怨道：让我这个“挑大粪"的上英语课，真是“误人子弟”。

那时候改革开放，角色转换很快。许多人从厂里辞职下海经商，因为家风严谨，家中没人敢提这事。只有我二叔在过年时，偷偷带我们去卖“砸炮枪“——就是那种左轮，放进火药纸，抠扳机会响。二叔不敢在厂区附近卖，就骑车带我和表哥到稍远一点的镇上。那是第一次练摊，既兴奋，又好玩。见人我们就开一枪，吸引别人的注意。刚开始，生意还不错，我们也玩得开心。可是来了一个人，买了枪后，就要求新枪配上新的火药纸试试，居然试了几包火药纸，都打不响，就骂二叔是奸商。二叔脸一红，气得说不出话，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二叔无奈只好把钱退了，给人家赔不是，然后，带着我们和没卖完的枪，灰溜溜地回家了。从此，家里再没有人提下海做生意这事了。

父亲那一辈人，愿意留在厂里，不下海经商，还有一个原因，在厂里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每个人只要尽其所能就好，不必顾虑太多。那时候，到处都有大小礼堂、篮球场，文艺活动、体育活动特别多，有专长的可以一段时间不用上班，专心排练和比赛，这也成就了许多姻缘。那时的厂，是一个包容温暖的小社会，待在里面都很安全。只是，谁也不知道，安全感的失去和青春期的叛逆一样，突如其来。

父亲的人生，就是在厂里的一生，是一种“确定性”。有时，我觉得“确定性”也是一种美好。小国寡民，温情融融。厂给了父亲一切，也铸就了他的性格。我想整个中国，关于“大厂子弟”，总有无数共同的温暖记忆。

我这一代，出生在厂区医院，生长在厂区大院，读书在子弟中小学，终于在高考后，“逃离”了那座城市，以为永远不会再回去，可毕业之后，又被地心引力一样吸引回到这“大厂”。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混合了城市变迁，青春叛逆，改革开放，安全感的颠覆与重塑，逃离与回归。记不得搬了几次家，从平房搬到三楼木板房，从木板房搬到小楼房，从一间房子搬到两间房子，从没有卫生间搬到有卫生间。每一次搬家，小伙伴们就会少一些，每一次换学校，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原来以为厂区就是全世界，后来发现外面的世界不一样。厂区之外还有厂区，厂区之外还有城市。那时候打架，地域性很强，厂区内部的是窝里斗，一对一单挑，要是厂区外面的，那就得抄家伙，打群架。

98年国企改革，许多人下岗，国企不再是安全的代名词。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我们这一代就被留在家里。有朋友告诉我，那时她很讨厌楼下的姐姐，但又不得不去和他们玩，因为她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那些没人管的孩子，或是逃学，或是喝酒，或是打架，甚至早孕，吸毒，一切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他们都会去尝试。

原来厂区的篮球场被拆了，盖成了房子，原来厂区的花园被拆了，盖成了房子，原来厂区的礼堂被拆了，盖成了房子。原来嬉戏玩耍的空间，被楼房替代，我们被压缩到楼栋里一间一间的空间中“失去自由”。外面的世界未必好，但被压抑的灵魂总想到外面看看。这时的厂，在一个孩子眼中，已经成为一道枷锁，渴望挣脱。

所谓“回归”，不过是“机会成本“使然。

刚毕业那会儿，找工作不容易，收入也比较低，一同学在重庆某国企工厂上班，一个月拿到手600块钱工资，还得还助学贷款。我家境宽裕点，没找到“好工作”，就留在重庆考研。这位后来成为研发工程师的同学告诉我，若没有我那时在重庆，彼此有个照应，就那点工资，他早就回老家种田去了，也不会有熬出头的今天。

考研失败后，我最佳选择是回到父辈们奋斗过的地方，这是理想的说法。其实，那时候房地产很火，刚好专业对口，厂里需要人，就回去了，道理很简单，收入“高”嘛。

我相信许多人愿意留在“国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稳定。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基本能够达到“旱涝保收”，小康或温饱。唯一区别是，效益好的单位收入高一点，效益差的单位收入低一点。

听朋友讲，他待过重庆的一家国企，生产汽车配件的，不按市场规律，不分淡旺季，一直都是满负荷生产，销不出去的产品堆在仓库里。问其缘由。答曰，开工就不用放假，有工资发，尽管经济效益差。这还算好的，有的工厂计划关停重组，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了，厂是停了，可重组没有消息，留在厂里的职工拿着“低保”，无所事事，成天打麻将度日。

内地不比沿海开放，一个小地方的国企如果有矿产资源，经济效益一般不会差，那就可以养活当地绝大多数人口，这样的“大厂”很讨当地政府喜欢，政策也容易倾斜。于是，这“大厂”就开始尝试“多元化”，比如搞房地产。当年房地产很火的光景，大家挤破头，托关系、走后门想进这“大厂”的地产公司。如今几次房地产政策调控下来，毕竟不专业，经不起政策的折腾，经营业绩大不如前，普通员工一看工资条，这经济账算不过来呀。于是，大家又挤破头，托关系，走后门，想方设法搞“内退”。这是资历深、年纪大的国企职工才有的特权。还有一部分老资格，年龄距离退休还远的，一看升迁无望，早已在“大厂”之外自谋产业，不过，依然上班准时打卡，工资照样拿，只是，工作时间不见人。

有人说，判断一家国企经营效益好不好，一是看当地夜市的繁荣程度；二是看有多少人想方设法把子女送进去，或是想方设法把自己搞出来。

过去，我们大多无从选择。我们选择某一个国企，并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最适合做这个工作，还是因为安全感，一种生活相对的固定，一种确定性，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多变化，许多人的大厂情结，是一种内心的主人翁精神，比如过去的工人敢骂厂长，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时代的变迁，竞争规则的改变，大厂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从前你在厂里上班，常听到的话是：你是谁家的孩子？现在则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专业替代了家庭背景，而人脉关系替代了情感归属。于是，如今想要在厂里“混”个职务，如股级、科级，并不困难，只要做到“又红又专”。

“红”是什么？懂政治，有人脉。这“专”，自然是专业技能了。国企有一个特点，对一般员工特别包容，如果你比别人多努力点，主动一点，抓住每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那么有位置空缺时，大家自然会想到你。毕竟，公司闲人那么多，总得有一个干活的吧。公司里，一部门经理和我年龄相仿，我很奇怪，他比我早一年进入公司，也是厂里的小孩，为什么就能早早坐上部门经理的位置，时间一长，才知道其中缘由，他部门有三个人，个个都是“老油条”，所有工作都是他自己干的，挂个部门经理的头衔，干员工的活计，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在国企，三十岁到四十岁是个坎。刚进公司那会儿，看到许多三十岁到四十岁的管理层辞职，觉得挺奇怪的，明明大好的前程和光景，说放弃就放弃了。等我到了他们的年纪，看到周围一起进公司的小伙伴或升职，或辞职，才渐渐明白其中缘由。

许多从国企出走的人，不是没本事，也不是升迁无望，而是，公司人员变换，归属感消失。原来的厂，大家都是主人翁，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连接彼此的是类似亲情的革命友谊，而不是厂长或上级。而如今，个体独立、自由，要维系国企这种文化，靠的是领导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这微小的差异，外来的领导很难察觉。于是乎，一朝天子，一朝臣。领导一换，经营理念，工作方式都不一样了。在大锅饭的背景下，大家都拿一样的工资，有点专业能力的人，多少都有点性格脾气，事是老子干的，老子当然要拽点，这样心里才平衡嘛。老领导知道你的脾气性格，自然会包容，可新来的领导，哪知道这些，一看大家都差不多，你拽什么拽，这样一言不合，“牛人”就容易拍屁股走人。

很难说国企的人员流失，是好或不好。正如易经乾卦所说“或跃在渊，无咎”，只要自己有本事，留下或离开，都没有过错，一切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过去，我们没有选择，现在，我们选择过多。体制内的国企像一棵植物，植根于大地，不能移动，但能滋养着周边的生灵。体制外的民企或创业者则像动物，自由灵动，但每天都得为生存奔波。

当我们选择追寻自由时，我们必须放弃体制内的安全感，当我们选择安全感时，我们必须放弃个体独立意志。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凡事都有代价。而有些代价，并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和弥补。那些用钱买不到的，或许是“大厂”留给我们这代人的是童年的记忆或阴影，那些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需要面对的是集体主义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纠结、迷茫与彷徨。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的创业，并非只为追逐金钱，我们逃离体制，并非只为逃离约束，我们留下，也并非只为安全，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在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被称之为理想主义的情怀，那种父辈们留下的，为一个事业付出，奉献，哪怕牺牲，无论成败，都会热泪盈眶的感觉。

当一个时代变迁，过去那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回忆，那些感动、痛苦和迷茫的经历，那些我们曾经恋恋不舍的理想，正一点点地离我们远去时，总需要有人来做点什么，让后来的人知道，所谓情怀和理想，不只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