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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只有眼前的工作，科学、艺术、哲学让你发现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主题。而我们从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机器轰鸣的工业年代走进崭新的信息时代，本质上只依靠了两个数字：0 和 1。

在这个被充分解构的年代，复杂竟会因为过分简单而迷茫，比如人类演化数十万年，又自封为“万物之灵”，而却会集体被数字捕获，乖乖粘在“网上”不愿也不能动弹。

而回顾过往，我们又不得不顺应这个被自己所制造的“历史进程”，裹挟在这个洪流里，似乎谁也难以逃出生天。前路茫茫，谁会是新的普罗米修斯？

本文授权转载自 | “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

一

随着每一次技术革命，对人的定义在变化，划分精神生活与外在世界的心理边界也在变化。情感和意识上的这些变化与技术的变化从未完全一致，而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时代来临之前,当今数字世界的许多方面已然初具雏形。但是，数字革命突然令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更快更广地发生变化。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极富雄心的历史研究《作为变化中介的印刷出版》（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1979）一书中提出出版是在十六世纪初文化巨变的最初起因,这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她在书中指出，许多情况下，新的交际方式可以将先前存在的缓慢变化放大成压倒性的变革浪潮。

在《人类变化的本质》（The Changing Nature of Man）（1956）一书中，荷兰精神病学家 J.H. 范登伯格（J.H. van den Berg）将从蒙田直到弗洛伊德四个世纪的西方生活描述为一个长期向内探寻的旅程。思想和行动的内在意义变得越来越显著，而许多外在行为开始被理解为植根于每个人遥远童年过往的内在神经症症状;雪茄也已不再仅仅是一支雪茄。一个半世纪后，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数码时代的初始，这些变化转为相反的方向，生活变得越来越公开、开放、外部化、直接化，曝光于天下。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严肃玩笑“大约 1910 年 12 月人类性格变了”，早说了一百年。2010 年 12 月前后，人的性格真的改变了，似乎人人都开始随身携带智能手机。有史以来第一次，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找到和被侵扰，不仅限于某个住址或是工作地址，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此前，每个人在一天的日常活动中总可以期望，至少有一段独处、无人注目的抽离时光，可以不受公众或家庭角色牵累。现在那个时代走到了尽头。

最近许多探索的智力书籍都在帮着发掘数字化时代心理生活的意义。其中有些分析普通公民所受的前所未有的监控程度，其他一些研究公民，尤其是年轻人，史无前例的集体选择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他们的生活;还有的探索社交网络上产生和呈现的情绪和情感，或者庆祝互联网成为一个巨大的审美和商业奇观，甚至成为精神敬畏的焦点，或是谴责官僚控制的突然扩张和加速。

这些书的一个明确共同主题是新的公众世界中，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可以访问、主动向外界展示。而不太明确的主题是一种新的广泛的、渗透性的和转瞬即逝的自我感，其中大部分存在于自我的、亲密关系中、或是对于有形不变对象——即威廉·詹姆斯所谓的“材料自我”——的经历、感受和情绪，都已经迁移到手机，到了数字“云端”，移到了众人变形的判断之中。

二

当智能手机带来需要即时反应的消息、提醒和通知——并导致焦虑，如果这些消息未被收到——每个人对时间的意识发生变化，那些原本集中于多少遥远些的事情上的注意力，比如说明天的邮件，转为了当下。托马斯·品钦（ Thomas Pynchon ）的《万有引力之虹》（ Gravity’s Rainbow ）（1973）中，一个名为库尔特·蒙德根工程师宣布了一套人类生存的定律：“个人密度......是与时间带宽成正比。”

叙事者解释说： “时间带宽”是你现在、当下的宽度......你越是沉迷于过去和未来，你的带宽越厚，你的人物也越结实。但你对现在的感觉越狭窄，你就越脆弱。

蒙德根定律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认为人生不可测的道德方面与可测量的身体方面一样受到必要性的影响; 那不可测的必要性，用维特根斯坦关于道德的话语来说，就是“世界的条件，比如逻辑。”若不缩小自我、不变得“更加脆弱”，你无法减少自己对过去和未来的参与。”

朱迪·瓦克曼 （ Judy Wajcman ）在《时间紧迫》（ Pressed for Time ）一书中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加速”不是什么全新的事，而是早期技术变革的延伸。“时空混乱”始终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种种不同的压力，而数字打扰的文化也对被打扰者（员工，子女）和入侵者（经理，父母）产生不同的压力，令双方都不愉快。

瓦克曼对于相互平等的关系更为乐观：青少年使用信息服务，在社交网络的共享舞台上彼此相遇，打开沟通的私人渠道;他们对别人的网上个人资料的进行瞬间判断，然后不受工作或娱乐间断，用扩展的在线联系方式持续进行关注。但是瓦克曼过于简单化了，例如使用智能手机在最后一刻重新安排晚餐日期的好处，“从而促进时空协调。”根据蒙德根定律预测，同样的灵活性降低了（用品钦的话说）“时间带宽”和“个人密度”二者，通过削弱一个人对未来的承诺，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承诺。

电脑和智能手机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数字时代的另一类工艺特点：电子游戏中，玩家必须一直保持警惕的紧张状态，以应对不可预知的突然入侵，立即进行反应避免虚拟死亡的危险。这也有它的好处：从小玩电子游戏的司机据说比其他人对突发险情做出反应的速度更快，更可能活下来。

一直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的但丁，描绘了中立者的圈子，那些人的生活既不行善也不做恶，一群人跟随着地狱的上层的一面旗帜走，被野蜂和大黄蜂蜇。今天，每一个中立者跟随着他们拿在眼前的屏幕，被嗡嗡的通知声刺痛着。在流行文化中，僵尸启示是当前恐怖电影中喜欢幻想发生在不久将来的灾难，因为它已经在现实中预演了：不死人摇摇晃晃穿过街道，一个个茫然地盯着屏幕。

三

数字革命最令人震惊的一个社会效果是每个使用智能手机者对连续监控状态的忍耐，及其不同程度的顺应性。伯纳德·哈考特（ Bernard Harcourt ）发人深省的书《曝光》（ Exposed ）调查了间谍机构和私营公司对隐私的伤害，而那些不断在线更新发布自己状态的人也对此推波助澜。 “我们今天受到监控的程度，”他写道，“还不如我们有意暴露自己的更多，我们中许多人很爱这么做，而其他人是有些焦急和犹豫的。”相对中世纪国王两体的概念——国王天赋的王室权力和他的本人——哈考特提出的“自由民主公民的两体......：现在永久的数字自我，我们随着每一次点击与按键将其蚀刻到虚拟云上；以及我们作为凡人的自我，这似乎相对的正像一张宝丽来快照的色彩一般渐渐褪色。”（这对于共同感受的描述似乎是准确的，但高估了数字不朽的可能性;事实上，很多基于网络的社区及其所有的历史，随着一次点击就已被清扫一空。）

哈考特在叙述今天的“说明性社会”中大量引用福柯的《纪律和惩罚》（1975）。福柯分析了杰瑞米·边沁虚构的十九世纪圆形监狱，其中全能全知的狱卒观察着毫不知情也并不情愿的囚犯，与此不同的是在哈考特由微博帖子和 Instagram 资源构建的说明性社会里，大家能够窥探其他人，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被暗中监视，鲜有例外。也出现了一种被认为令人羡慕也令人震惊的新名人，其唯一才能就是坚持不懈的自我曝光。对于哈考特而言，最糟糕的是当今消费者对于审查和监控的顺从，这样的监管原本由政府控制，现在不论好坏落到了公司手中。iPhone 用户访问所有软件的网关苹果商店屏蔽了专门设计用于显示敏感政治问题的应用程序，例如无人机袭击的图片。“苹果公司，看来已采取了国家审查的手段，但其唯一的动机似乎是利润。”

哈考特的书面世后，苹果公司和美国政府产生了冲突，FBI 试图迫使苹果对恐怖分子的 iPhone 实施解密。而苹果坚持颇令人钦佩的观点，即不应提供任何手段来侵犯任何人的隐私，但同时其软件被设计用信息、广告、提醒和通知来侵扰大家的隐私，并记录和销售一切讲给手机内置“数字助理”的信息，全部以方便和利益之名 。知识分子和精英可以在苹果许可的范围内减少这些入侵，而意志坚定者也可以关闭自己的手机，但苹果依赖于其他人对于打扰和窃听的被动接受，以保持其盈利数据增长。

哈考特描述了一种新的心理，旨在通过暴露虚拟的自我，寻求其永远无法真正找到的赞同与声名的满足感。它存在就是为了被观看;必须通过更新其宣称的“状态”来不断创造自己的身份，通过 Facebook 上的叙述和 Instagram 图片展露自身，而我们的“良心道德自我”则需要被提醒——由自己和他人——才能存在。哈考特显然不指望这样的提醒能有多大效果，并绝望地总结道：“正是我们的欲望和激情奴役我们，暴露我们，并用这个硬得像铁的数字外壳诱捕我们。”

《曝光》从一个“道德良心”的角度诠释互联网。弗吉尼亚·赫弗南（ Virginia Heffernan ）的《魔力和损失》（ Magic and Loss ）则从美学进行解释：“互联网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杰作。”它的神奇特质是赫弗南最看重的：“事实证明，它将曾经密集的实体物质世界经验......转为无摩擦力、失重和美妙的抽象概念。”她已开始偏爱数字化的 MP3 音频文件，其“编码的声音冷冷地藐视音乐的物质实体”，并将浸入式的世界封装在一个虚拟现实的耳机里，“全然不觉得像是现实。”

哈考特的书是对统治绝望的抗议;赫弗南欣喜若狂叙述的则是顺服。《魔术和损失》将她自己的故事与互联网交织在一起，她逃离了“我们最神圣的阶级的价值观”，逃离了一个由“《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作为老的守护者，监管文化素养边界”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乐趣和即时性的无阶级世界，其中智能手机拍摄上传的视频都是通用的非文字语言，万物“都是出于纯粹的快乐而值得观看”。

浏览因特网，起初她抗拒离开这个有血有肉的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希望“讲述关于人们生活的精彩故事” 的世界，，而进入一个人们溶解成虚拟的世界：“我还没有准备好用观念中的故事交换观念的系统。”电脑理论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在《数字化生存》（ Being Digital ）（1995）中曾敦促我们应该（用赫弗南的话说）“拥抱作为信息比特而非物质原子的我们的身份”，而现在机器也超越了她的反抗：“这是 iPod 的魔力：它改变了我，使我变得数字化”她通过援引阿奎那“与他者分享一种特质”解释她与机器的融合。

在靠近开头的地方，她写道，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欢愉变化的互联网虚幻世界中，“我们需要......放弃自己老的美学并思考一种新的美学及相关的道德。”但到了结尾，她越来越意识到她究竟让自己失去了什么，当经由铜制电话线的私人长谈——这谈话至少是由两种声音来分享他们内心的生活——让位给 Snapchat（阅后即焚）和 Instagram 的视觉拟象：只有自拍，没有自我。她的最后一章出人意料的转变了，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重述了她的生活历史，一种通过各种方式对宗教意义的寻求，从皈依犹太教再回到主教制主义，以及转向在教室和推特上遇到过的学术权威。

她在结尾段落中想象“神秘和疯狂的互联网”撒下像流星雨般的“某种奇异恩典。” 但效果仅仅是美学的：“即使你不相信它，它也会起作用”。在之前的一段，越过了直接的美学恩典，她写道，互联网“激起了悲哀：对数字化的深切感受已经让我们付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通过对原本能够相互寻找安慰的声音和身体的疏远。

数字的连通，她总结说：“是虚幻的。......我们都比以往更加孤独。”死亡本身，通过“一种深不可测且并无痛苦的神圣媒介”可见一斑，“比以往更加可怕。”但这样的恐怖并非数字时代所特有;也不是互联网的产品。他们折磨着试图生活在这个强烈的美学图景中的每个人——正如伯纳德·哈考特数字拟像的说明性社会中那样，存在是为了观察和被观察——而不是一个“良心道德的自我”进行争论的社群。

四

人群一直是一个溶解孤立的场所，即使在陌生人之间，个人会合并到集体的非个人力量之中。人类在自身和他人之间保持的防护距离——他们的私人空间——一般随着文化和个性各不相同，但在人群中就会完全消失，每个人都挤在一起，融成一个未分化的大群体。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体和权力》（1960）中写道，人群的最古老的形式是“诱捕群体”，为了杀人聚集一起，今天一群人则通过自拍照取悦自己，一边欢呼某个政治候选人的谋杀幻想。

温迪惠庆俊（ Wendy Hui Kyong Chun ）的《更新以求不变》（ 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 ）书中使用了与卡内提不同的说法，描述了我们制造和寻求“更新”自己和他人状态的习惯方式创建了一个类似的群体：“通过......习惯，个人行为凝聚成了奇怪连接的嵌合怪兽。“在俊的描述中，网络世界始终处于危机之中，对最新的电子邮件病毒的恐慌，以及例如对难以捉摸的乌干达军阀的追随，仅仅因为观看了一则关于他的 YouTube 的火爆视频。危机创造变化;但一个人不断更新 Facebook 状态的习惯，总是重复使用熟悉的常规语法，矛盾地让一切并未变化。“生活即是要更新”：人们必须为了“一个人的持续存在的证据”进行更新，因此俊的副标题：“习惯性新媒体” 。互联网的浩瀚使个人产生了无力感，确实可以通过加入群体得到些许宽慰——直到群体重塑自身，它总是会重塑，你因而必须再次加入。就像红皇后告诉爱丽丝，“这需要你拼命奔跑，才能保持停在原地。”

与朱迪·瓦克曼一样，虽然远不如其透彻，俊介绍了（又是用品钦的话说）时间带宽稀薄而个人密度脆弱的网络世界。她智慧地报告了对网上“好友”持久的幻想，幻想一个期望的社区可以通过习惯的力量凝聚成一个虚拟的人群，其中心是“极富指向却又空洞，是单数又是复数的，你。”

理查德·科因在《情绪与流动性》中用优雅的散文塑造了一个网络世界，更加细致入微、个人化并富有回应性，而并非俊在嬉皮社会学中分析的怪兽，但与俊坚持认为的一样，柯尼承认这一同样令人不快的事实：机器改变了对生活最深的体会; “空间充满了那些确实会影响情绪产生方式的设备和技术，”通过提供“改变情绪的娱乐”，可以“煽动人们采取行动、抗议和革命” - 或诱发“存在眩晕症或是...习惯。”

俊探索了致使互联网习惯化而非创新的各种原因。本书中没有提及的深层原因，则在对于屏幕阅读与纸张阅读区别的研究中有所说明。像所有试图量化个人经历的研究一样，该领域发表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有问题的、不一致的结果，但至少有一个报告振振有词地说，当你阅读纸张时，你更有可能遵循叙事或论点的脉络，而当你在屏幕上阅读，你更可能扫描关键字。这是弗吉尼亚·赫弗南的旧的“故事”观念和她的新的“系统”观念之间区别的一个变种。

阅读关键字——虽然我怀疑调查研究能否对此给出任何明确定义——可能会让读者强化对这些关键字已经持有的关联。所以一个人看到屏幕上写着“移民”或“流产”，可能会对此产生更强烈的情绪，而非读者会在纸上阅读同样的论点时可能接受的另一个人潜在的不同想法。这种效应影响了最近的政治生活——例如，由唐纳德·特朗普的推特激起的愤怒——人人都会注意到。发布的愤怒话语自身会产生更大的愤怒；舆论的两极性变得加剧；个人选民凝聚成诱捕群体;虚拟的敌意爆发成实体的敌意。

在《过滤泡沫》（ The Filter Bubble ）（2011）伊莱·帕里泽（ Eli Pariser ）将这一缩窄效果归因为技术，如使用谷歌、亚马逊、苹果及其他的搜索结果，或是推荐你“也可能感兴趣”的书籍和音乐，将你之前搜索的信息与其他通过算法与你关联的人的搜索进行匹配和确认。左翼或右翼用户通过屏幕上的链接引向赞同他们已有观点的书籍和网站。帕里泽的说法，虽然有很多争议，看起来基本还是不容挑战，而同类的缩窄效果不仅会源自于公司阴谋，也会通过网上阅读的新习惯产生。

数字世界将曾经难以想象的大量信息提供给大家，同时也将过去取决于个人知识和个人判断的问题转移到网络并面向群体。这一变化始于数码时代之前;有个生动的小例子就是单个作者依据特殊个人喜好编写的餐厅指南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查格（ Zagats ）首创的印刷的或是网上发布的群体指南。维基百科凭借“共识”成为内容的最终仲裁者，而不是例如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这样所谓的专业编辑委员会的裁决。维基百科不断进行的互相纠正对数学和科学挺有用，但对历史和文学则不然，这些领域有时共识也是错误的。关于传奇人物诸如W. B.叶芝或海明威的可疑的浪漫或英雄故事无法被移除，因为大家的共识更偏爱熟悉的神话。

不断扩大的“物联网”使智能手机用户可以遥控几百英里外的家庭供暖系统。就我所知使用这些设备的人们而言，其心理作用再次引发了压力，与那些能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下级服从的管理者一样：对距离太远难以触及的东西的更大控制带来了更严重的焦虑，而这些东西原本远得不用担心。也许菲利普· 霍华德在《技术和平》中的预测会被证实是真的，彼时新设备网络将所有事物的信息提供给集中式数据库，会“带来一种特殊的全球政治稳定，揭示大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协定，并引入新的世界秩序。”他预测，在新秩序中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够利用物联网聚集的大数据证明真理，并通过社会媒体传播真理的人”，而输家将是那些“被数据暴露谎言的人。”

但是，这种观点需要的是对每个人理性与自主判断的乌托邦式信仰，而人们的生活是由企业、政府以及联系他们的“奇怪连接的嵌合怪兽”所塑造。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的道德目的是本书预测时忽略了的核心问题，这本书的结论秘方（“每月做一件事来提升你的高科技头脑”）对于关键的价值问题帮助并不大。

五

大家都在由各自文化塑造的情色期待和想象的气候中长大。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气候，以至于比方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经历青春期的人，与那些其后经历青春期的人自然怀有不同的情色预期。曾经青少年性幻想基本上是私人和秘密的，而取代的新气候里伴随每个人成长的是可公开获得的女性心甘情愿被侮辱废弃的图像，硬色情和软色情展示着身体不太可能的纹理和形状。

每一种文化都对性欲有特殊的扭曲，而数字时代的扭曲则与（用J.H.范登伯格《人类变化的本质》书中的话）“十九世纪的性欲紊乱”相对。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男子曾对中产阶级妇女有种困扰的无力关系，因为他们将性欲与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相联系，并理想化自己阶级的“纯粹”女性。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女性会晕倒，似乎发生在当她们正常的性欲与文化产生无法忍受的冲突的时候，这文化让她们深信这些欲望是低级可耻的。

如今，男青年再次报告了与女性困扰的无力的关系，这些女人完全不同于他们一起长大那些生动图像。中年评论家则抱怨说，年轻女性感情脆弱到了三十年前不曾有过的程度；但是这话忽略了新的色情气候导致的心理压力，与十九世纪类似，普通性欲又再次与对其进行侮辱性描绘的文化产生了内在冲突。对很多普通观众而言，麦莉·赛勒斯或碧昂丝挑逗情色的音乐录影带中所谓的“赋权”效果似乎与上一代的“自尊”计划一样是种壮胆的幻象。人们心灵并没有变得更脆弱；相反，所受的压力在很多方面比一个多世纪以来更加强烈尖锐。

与数字世界的其他各方面一样，全新的性气候带来的既有好处也有损失。今天，几乎没有人需要为任何种类的欲望蒙羞，而曾几何时人们为此会被永久孤立。为每种特殊的仇恨提供了共享社区的公共世界，也同样首次为每一种爱提供了一个共享的同情社区。同时在社交媒体和通讯中，新开放的公共领域也打开了私人亲密关系的新途径。

同时，人们的身体被教导要寻找自身新的扩展。苹果、三星和其他公司预见了使用传感器“智能手表”或腕带系统记录佩戴者的生理数据为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软件现在可以告诉你，昨晚你睡得如何，有可靠的客观测量标准补充你自己的主观意识，暗暗的将你的日常身体感官外包，这方式不同于诸如每年的验血。没有人对此类程序的影响提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六

每次似乎威胁到自身完整性的技术变革也会提供新的方法来加强它。柏拉图对文字书写行为提出警告——正如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 Johannes Trithemius )在十五世纪警告印刷——它会把内心灵魂的记忆和知识转移为单纯的外在标志。然而，通过书写和印刷留存的话语揭示了曾经难以企及的心理深处，创造了道德和智力生活的新认识，并打开了个人选择的新自由。古滕堡两个世纪之后，伦勃朗画了一幅老妇读书图，她的脸被手中圣经闪耀的光芒照亮。将这书替换成屏幕，那幅象征的图像现在简直精准到位。但在二十一世纪，与伦勃朗所在的十七世纪一样，照亮我们的光芒取决于我们选择阅读的内容以及选择阅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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